倾听心跳- - -.
我国法学理论界通常否认我国的民事诉讼证明制度是自由心证。笔者认为，撇开我国传统诉讼理论上抽象且难以达到的证明标准不谈，我国法官对证据的审查判断活动与外国法官并无太大的差异，如果有差异的话，也只不过是我国法官对证据的审查判断受到的限制更少、享有的自由裁量权更大而已——正是在此种意义上，有学者将我国的诉讼证明制度称为“超级自由心证主义”。近年来，理论界呼吁正视我国法院审判中实际上采用的是自由心证的现实的呼声较高。笔者认为，承认自由心证是大势所趋，在自由心证制度下，真伪不明的形成实际上是“自由心证用尽”的结果。为了防止法官恣意心证，预防法官把不属于真伪不明的情况认定为真伪不明，从而避免证明责任判决的错误适用，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全面把握“自由心证用尽”的内涵：
第一，法官已尽阐明职责。在近年来的民事司法改革中，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存在一种错误思潮，即认为让当事人在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承担败诉后果，就是强化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法官只是消极的“坐堂问案”，不进行证据调查。笔者认为，赋予证明责任以双重含义、强化当事人提供证据的负担，并不意味着法官对当事人提供证据的活动可以漠不关心。实务中，当事人有可能因法律知识欠缺等原因而没有主X相关要件事实，或者因疏忽而没有提供相关证据，这时法官应当承担使阐明义务，否则因此而作出的证明责任判决就有违司法正义。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条已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向当事人说明举证的要求及法律后果，促使当事人在合理期限内积极、全面、正确、诚实地完成举证。”据此，笔者认为，如果法院在未尽阐明职责的情况下判决一方败诉，则构成发回重审的正当理由。
第二，法官已用尽证明评价的各种手段。自由心证用尽是指法官用尽包括当事人举证、法院查证、法律拟制、法律推定、经验法则、司法认知等所有合法的证明评价手段的情况下，仍不能获得心证，才能适用证明责任做出判决。在这一点上，我们应注意两处司法解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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