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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理论上否认真伪不明是个不可避免的客观存在。我国学者对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进行教条化的理解,片面强调世界的可知性,否认真伪不明现象的存在。例如,有的学者认为,“我国诉讼中的证明任务是查明案件的客观真实或案件的真实情况……查明案件的客观真实,归根到底,就是要求司法人员的主观认识必须符合客观实际。”并认为,查明案件的客观真实“是完全可能的”。
第二,在司法实务中,没有确立裁判是法官的一项基本义务。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学者未能从法官裁判的角度对证明责任理论进行系统的研究,对真伪不明的情况下法官适用法律的问题缺乏丰富的理论指导,因此,当诉讼中出现真伪不明时法官往往感到很迷茫。对于法官来说,通常的做法无非有两种:其一,拖延判决,强行调解,回避真伪不明情况下的法律适用难题。据统计,在1989—1993年间,全国法院一审民事、经济案件调解结案率都在60%以上。本来法院在当事人自愿、合法的基础上调解结案并无不妥,但是调查表明,法官“以拖压调”、“以判压调”、“以诱促调”,甚至“久拖不判”的现象并不少见。其二,拒绝裁判。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在1984年9月《关于贯彻<中华人民XX国经济合同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就曾指出:“如果合同纠纷发生的时间较长,或者无人证、物证,事实现在显已无法查清的,可以不予受理。”这一具有普遍适用效力的司法解释,在当时不知导致了多少起经济合同纠纷被法院拒之门外。
第三,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大量违背证明责任判决基本法理,法官恣意裁判的现象。例如,在XX省XX市某区法院1998年审理了一起超市寄存纠纷案件,法院经审理后,确认了被告某超市将原告消费者寄存的物品遗失的事实及原告消费者不能证明在被告某超市所遗失的物品的种类、数量及价值的事实,也就是说法院确认了争议事实(遗失物品的价值)真伪不明,但法院却没有按照证明责任规则判决一方败诉,而是判决双方当事人各承担一定比例的损害后果(原告索赔2万元的请求不予支持,判决被告某超市赔偿原告消费者2千元)。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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