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城月光社会心理学研究
128心 理 科 学
的分类标准进行归类。41215 结果
表3 大学生在两可模拟情境中体验到的内疚感和羞耻感得分
自我
内疚羞耻t
6138(0185)5167(1146)21659
**
行为6133(0182)6140(1116)01294
表4 青少年罪犯在两可模拟情境中体验到的内疚感和羞耻感得分
自我
内疚感羞耻感t
5175(1151)5183(1186)01187
行为5130(1184)6133(1158)21331*
*
注:括弧内数据为内疚感或羞耻感得分的标准差
研究结果表明,对大学生被试而言,自我导向的反事实思维引发的内疚感显著地大于羞耻感,而行为导向的反事实思维引发的内疚感和羞耻感无显著差异;对青少年罪犯而言,行为导向的反事实思维引发的羞耻感显著大于内疚感,而自我导向的反事实思维引发的内疚感和羞耻感无显著差异。
5 讨论
511 /自我和行为0假设的验证
Niedenthal(1994)在其经典性研究中运用反事实思维的方法验证了内疚与羞耻差异的/自我和行为0假设,但本文的研究结果并不支持以上假设,甚至与上述假设相反。究其原因,可能与以下三方面的原因有关。一是研究材料的选择。在Niedenthal(1994)的经典性研究中,被试在内疚情境下内疚感和羞耻感分别为5170和4162(p<0101),羞耻情境下羞耻感和内疚感的得分分别为4182和2151(p<0101)。仔细分析我们发现,以上数据存在一定的问题,虽然被试在每一种情境下内疚感和羞耻感的得分有显著性的差异,但通过对比我们发现,羞耻情境中羞耻感的得分和内疚情境中羞耻感的得分几乎没什么差别(4182和4162),也就是说,Niedenthal使用的羞耻情境如果让他的内疚情境被试去评价的话,这种羞耻情境又变成了内疚情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Niedenthal使用的两类研究材料在情感强度上是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可能是导致Niedenthal的被试在两类情境中所引发的反事实思维的类型与本研究的结果完全相反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在本研究中,不仅考虑到了同一情境下内疚感与羞耻感的得分差异,也分析了在不同情境下内疚感与羞耻感的差异,这样就保证了两类典型情境在情感强度上的平衡。二是研究设计上的不同。Niedenthal要求被试报告不同的情感体验时使用的是组内设计,这种求被试同时报告其羞耻感和内疚感时,被试会产生一种无意识的情感比较,从而会出现将羞耻感和内疚感的水平扩大化或缩小化的情况。第三,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也可能是导致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西方国家被认为是内疚取向的文化(/罪感0文化),而东方社会(尤其是中国)被认为是羞耻取向的文化(/耻感0文化)。在西方国家,羞耻的含义是很狭义、极端的,感到羞耻是一种严重的事情,人们都尽力避免它。而内疚是更具有社会性价值的情感,特别是对上帝的/负罪感0促使个体积极地去弥补和修正自己的不良行为,因此,内疚更多地与个体的行为相联系。而中国文化是一种他人取向和社会取向的文化形态,特别重视人际关系在个体发展中的作用,个体对整体自我的认知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他人对自己的评价进行的。正是由于这种文化取向上的差异,中国被试更倾向于将羞耻与行为相联系,而将内疚与自我相联系;西方被试则更倾向于将羞耻与个体内在的整体的自我相联系,将内疚与个体暂时的、可变的行为相联系。
512 大学生被试与青少年罪犯反事实思维与内疚和羞耻关系的讨论
关于大学生被试与青少年罪犯研究结果的差异,我们通过对比分析发现,大学生在自我/内疚和行为/羞耻的倾向上在不同的研究中表现出不一致性:在研究一中,无论是行为与羞耻还是自我与内疚都有显著性的相关,而在研究二中,只有自我与内疚有显著相关,行为与羞耻无显著性差异。但对于青少年罪犯而言,他们在两个研究中都表现出了一致的倾向,即行为与羞耻有显著相关,而自我与内疚无显著差异。这一结果可能与两类被试所经历的不同的事件有关系。由于羞耻本身既是一种痛苦的体验,也是个体自我检查和内在激励的力量,因此,对于经受过重大生活事件的青少年罪犯来说,这种自我激励的力量促使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思,将评价的焦点集中于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