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摸昏黄历史人物资料
在必行。尽管如此，鉴于寇准与太宗与臣僚曾发生的种种龃龉，真宗总是有些顾虑。《长编》卷五十六景德元年七月庚寅条载：“李沆死，中书无宰相，上意欲擢任三司使寇准，乃先置宿德以镇之。庚寅，迁翰林学士、兵部侍郎毕士安为吏部侍郎、参知政事。士安入谢。上曰:未也，行且相卿。”真宗接着问毕士安:“谁可与卿同进者？”毕士安便顺势推荐了寇准:“准天资忠义，能断大事，臣所不如。”这时，真宗把他迟迟不用寇准的顾虑合盘托出:“闻准刚，使气奈何？”对此，毕士安向真宗做了解释和说服工作。他说:“准忘身徇国，秉道嫉邪，故不为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虽蒙休德，涵养安佚，而北敌跳梁未服。若准者，正宜用也。”毕士安的解释，可以说打消了真宗的一些顾虑，“不阅月，(毕士安)遂与准俱相”。
寇准成为宰相，登上了政治金字塔的顶峰。对他来讲，可以说是既幸又不幸。 幸者，寇准实现了中国士大夫的最高理想，在这个制高点上可以大展治国平天下的作为。不幸的是，寇准从本质上说，并不是一个政治家，更不适合做一个政治集团的领袖。在读书做官几乎是当时士大夫的必由之路的环境下，寇准做到足以保证他得以优游吟风咏月的经济条件的官位即可，就像苏轼那样。因为在寇准身上有着许多作为政治家所不应有的缺陷。他性格耿直任性，刚愎自用，心胸狭窄，又争强好胜，虚荣心强，并且还爱许愿，让人领情。此外，又嗜酒如命。我常常有些思惑不解，寇准进士出身，精通儒家经典，为何在他身上见居然见不到一点儒家士大夫的温文尔雅，敦柔忠厚。《五朝名臣言行录》卷四《丞相莱国寇忠愍公》援引的野史，记载了寇准入相后他的朋友张咏的反应 :“张忠定守蜀，闻公大拜，曰： 真宰相也。 又曰: 苍生无福。 门人李畋怪而问之。曰: 人千言而不尽者，准一言而尽。然仕太早，用太速，不及学耳。 ”对于二人的关系，野史接着记载道:“张、寇，布衣交也。公(寇准)兄事之，忠定常面折不少恕，虽贵不改也。公在岐，忠定在蜀，还，不留。既别，顾公曰: 曾读《霍光传》否？ 曰： 未也。 更无他语。公归，取其传读之，至 不学无术 ，笑曰: 此张公谓我矣。 ”我认为张咏说寇准“不及学”以及“不学无术”，主要是指政治经验与权术，而不见得是指一般知识与学问。
景德元年（1004）九月，与宋相持已久的契丹辽朝纠集十万兵马，号称二十万，大举南下，辽军绕过河北边境诸城，悬师深入，“围瀛州，直犯贝、魏，中外震骇”。[32]这是真宗即位以来第一次遇到的来自外部的危机。这不仅仅是危及其皇位的危机，而且是危及了大宋王朝的江山社稷。寇准此时被任命为宰相，可以说是受命于危难之际。
契丹来势凶猛，寇准与毕士安“合议请真宗幸澶渊”。[33]面对强敌，真宗对亲征显得犹犹豫豫。在寇准的强硬坚持下才下定决心。史载:“寇准已决亲征之议，参知政事王钦若以寇深入，密言于上，请幸金陵。签书枢密院事陈尧叟请幸成都。上复以问准。时钦若、尧叟在旁。准心知钦若江南人，故请南幸，尧叟蜀人，故请西幸，乃佯为不知，曰: 谁为陛下画此策者，罪可斩也！今天子神武，而将帅协和。若车驾亲征，彼自当遁去。不然，则出奇以挠其谋，坚守以老其众。劳逸之势成，我得胜算矣。奈何欲委弃宗社，远之楚蜀耶？ ”[34]寇准的这一席话，具有双重威慑力量。既指向王钦若、陈尧叟，又指向真宗。结果是无论谁都不敢承担“委弃宗社”的罪名，这才使亲征成行。
野史对寇准强邀真宗亲征一事记载得更富有戏剧性:“契丹犯澶渊，急书一夕凡五至。莱公不发封，饮笑自如。明日，同列以闻，真宗大骇。取而发之，皆告急也。大惧，以问公。曰: 陛下欲了欲未了耶？ 曰: 国危如此，岂欲久耶？ 曰: 陛下欲了，不过五日尔。 其说请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