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摸昏黄历史人物资料
当时的执政集团，按后来攻击寇准的人说，宰相吕端和参知政事张洎、李昌龄都是寇准荐引的。因此，对寇准，“端心德之，洎曲奉准，昌龄畏懦，皆不敢与准抗，故得以任胸臆，乱经制”。[23]前面引用的史料说到过“事一决于准”。特别是在人事方面，寇准尤为专权。在至道二年，行郊祀礼，内外官员依惯例加官进秩。寇准“遂率意轻重，其素所喜者，多得台省清秩，所恶及不知者，即序进焉。”广州左通判冯拯因为过去得罪过寇准，所以，这次进秩时，寇准就把他排在了右通判彭惟节的下面。但冯拯在奏章列衔时，依旧把自己排在彭惟节的上面。寇准就以中书札子把彭惟节提到上面，并“切责拯”。本来就窝一肚子火的冯拯，实在忍无可忍，说：“上日阅万机，宁察见此细事？盖寇准弄权尔!”因而向太宗上疏揭发寇准。冯拯的话实际上道出的大部分权臣弄权的基本特征，即借皇帝的名义弄权。这件事使太宗很恼火。他把宰相吕端叫来责问。吕端说:“除拜专恣，实准所为也。准性刚强自任，臣等忝备大臣，不欲忿争，虑伤国体。”吕端所言，一方面是推诿责任，另一方面说的也是实情。的确，对于寇准，即使在执政集团内，众人也都是退避三舍。
寇准刚愎自用，不肯轻易认错。在冯拯这件事上，当太宗问起他时，他一口咬定是同吕端等人一起商量过的。这也许是事实。但以寇准那样的性格，当他提出意见之后，谁又能提出异议呢？寇准倒是觉得受了冤枉，争辩不已。太宗本想压下此事，就说，这件事如果拿到朝廷中去争辩是非，太伤你们大臣的体统了。但寇准则不依不饶，争辩不休。气得太宗说出了这样的话:“雀鼠尚知人意，况人乎？”意思是说，我让你下台阶，你却不给我面子，你怎么就不会像小鸟依人那样乖巧一点呢？寇准不仅不乖巧，而且又拿出当年扯着太宗衣服使之听他的意见的劲头，第二天又把一堆中书的档案记录抱到太宗面前，非要辩个是非曲直不可。结果，使太宗彻底生气了，罢免了寇准的参知政事。[24]
作为政治家，应当说这次是寇准的错。他破坏了一个原则，或者说打破了一种平衡。在传统政治的构架内，宰辅专权是常见的现象，不足为奇。虽然会有非议，但一般并不会危及其政治生命。然而，前提是，宰执如果力不足以钳制君主，那么就必须同君主保持良好的关系，取得君主对其的充分信任与支持。然后，方可能以皇帝的名义，拉大旗做虎皮，发号施令。而一旦破坏了这个原则，打破了这种平衡，宰辅就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专权的基础。这次寇准的失误，应当说是他那非政治家的性格所导致。
前面说到寇准用中书札子升降冯拯和彭惟节。在传统政治的权力运作中，中书札子的出现与强化，可以说是对皇权支配力的脱逸，实质上是对皇权的抗衡。因此，常常遭到来自君主，特别是来自试图强化权力的君主的制止。这次冯拯上疏时，把寇准颁出的中书札子也一同交给了太宗，因而引起了太宗的注意。他说:“前代中书以堂贴指挥，乃是权臣假此名以威福天下也。”太宗的前代，即是太祖朝，所谓权臣当是指赵普。果然，太宗接下的话就指出了当年赵普专政时期的情形:“太祖朝赵普在中书，其堂贴势力重于敕命。”就是说比以皇帝的名义颁发的敕命还有权威。这种事情后来被太祖所制止。因此，太宗质问道:“今何却置札子？札子、堂贴，大同小异耳。”参知政事张洎回答说:“札子是中书行遣小事文字，亦如京百司有符牒关刺。札子废之，则别无公式文字可指挥常事。”对此，太宗说:“自今但干近公事，须降敕处分，其合用札子，亦当取旨后行。”[25]这实际上是一场君臣之间关于宰辅权力范围的讨论。张洎不愧是寇准所援引，而且，如前引史料所云，“捷给善持论”。作为执政集团一员的参知政事张洎，既是为寇准回护，又是在回护他所置身的执政集团的权力。结果，以强权的太宗，也没能废除中书札子，而是作了妥协，保留中书札子，但在颁行时，须经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