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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了,还是故作虚怀纳谏的姿态,“上嘉叹曰: 此真宰相也。 又语左右曰: 朕得寇准,犹唐太宗之得魏郑公(魏征)也。 ”[13]这也是一心想成为唐太宗的宋太宗的无奈。
淳化二年(991),“岁大旱,天子以为忧,尝辇过馆中,泛以问。众皆曰,水旱天数也,尧舜所毋奈何。准独曰: 朝廷刑罚偏颇,凡天旱为是发耳。 上怒起,入禁中。顷之,召准问所以偏颇状。准曰: 愿召两府至前,臣即言之。 有诏召两府入。准乃言曰: 某子甲作赃若干,少尔,罪乃至死。参政王沔,其弟淮盗所主财至千万以上,顾得不死,毋罪,非偏如何? 上顾问沔。沔顿首谢。即皆罢去。”[14]最初,太宗之所以发怒,是因为寇准说“朝廷刑罚偏颇”而遭天谴。这样说,无异于指责太宗为政不明。同样是神道设教,借天威来压君威是人臣的惯用手段。在这里,实际上寇准挑战的对象是同太宗一体的执政集团成员。他所揭发的王沔,据记载,当时“赵普出守西洛,吕蒙正以宽简自任,王沔怙恩招权,政事多决于沔”。
[15]因此,寇准这样做,不惟冒犯主威,而且还冒犯当政权贵。冒双重风险,是需要有一定勇气的。然而,政治有时往往就像是赌博,孤注一掷,背水一战,死而后生。果然,对寇准的行为,“上大喜,以准为可用。遂骤进”。[16]这次“骤进”,《宋史》寇准本传记为“即拜准左谏议大夫、枢密副使,改同知院事”。从此,寇准进入了宋王朝最高的执政决策中枢,他那跌宕起伏的生涯也从此开始。
寇准的性格,不仅与太宗时有捍格,与同僚也常有抵牾。与寇准同时出任执政,立班位于寇准之上的知枢密院事张逊,寇准就与他合不来。“逊素与准不协,数争事上前”。结果,遭到了暗算。有一天, 寇准与同为枢密副使的温仲舒一起退朝骑马回家,在途中被一狂人迎着马首高呼万岁。这在当时,尤其在敏感的太宗那里,是极犯忌讳的事。当时的街使判佐金吾王宾,过去曾经被张逊保举过,所以,张逊抓住这件事,嗾使王宾上奏。当太宗问起这件事时,“准自辨云,实与仲舒同行,而逊令宾独奏臣。逊执宾奏斥准,辞意甚厉。因互发其私。上怒,故贬逊而罢准”。[17]涉及到皇位,太宗最为敏感,所以,罢免是势在必行的。然而,即使是罢免,寇准与张逊也是有区别的。张逊被责授右领军卫将军,而寇准只是罢守本官,暂时被挂了起来。这期间,还让寇准和其他高级官员一起各荐举两个人担任京官。寇准自六月份罢守本官,到十月才予以差遣,以左谏议大夫出知青州。但太宗实在是特别赏识寇准。《长编》卷三四淳化四年(993)十月壬申条在记载寇准出知青州之后,接着记载:“上顾准厚,既行,念之,常不乐。语左右曰: 寇准在青州乐否? 对曰: 准得善藩,当以为乐也。 累数日,辄复问。左右对如初。其后,有揣帝且复召用准者,因对曰: 陛下思准不少忘,闻准日置酒纵饮,未知亦念陛下否? 上默然。”“上默然”,大概是一种宠爱而未得到回报的伤心。尽管如此,太宗也没有改变对寇准的赏识,出守地方不到一年,寇准又被召回朝中,再次进入执政集团,担任参知政事。对于寇准的再次起用,太宗特地向宰相吕蒙正作了说明:“寇准临事明敏,今再擢用,想益尽心。朕尝谕之以协心同德事。皆从长而行,则上下鲜不济矣。”[18]
寇准性刚,不容人,大概为朝中人所皆知,因此,在执政集团内,无论是宰相,还是参政,似乎都让他三分。在寇准出任参政的半年后,吕蒙正被罢相,参知政事吕端接任。吕端任相刚刚五六天,太宗就下诏参知政事与宰相分日知印、押班。这是太祖当年为了削弱宰相赵普权力的做法。但这次却纯粹是为了参知政事寇准才重新实行的。这不光是太宗的意见,而是宰相吕端首先提议的。史载:“诏自今参知政事宜与宰相分日知印、押正衙班。其位砖先异位,宜合而为一。遇宰相、使相视事及议军国大政,并得升都堂。先是,赵普独相,太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