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摸昏黄历史人物资料
转惊为喜。真宗把以三十万成约看成是曹利用的功劳，从此加以重用。[46]岂不知如果没有寇准的威吓，曹利用大概是不可能坚持以三十万成约的。
“澶渊之盟”是在寇准主持下与邻国达成的第一个重大和平条约。对宋朝当时的对外关系以及后来一百多年和平局面的维持有着重要意义。众所周知，在汉唐时代，中原王朝多以和亲的方式，用血缘关系来维持与周边其他民族政权的关系，以保持和平局面。大约从五代后晋向辽供岁币开始，[47]改用以经济关系来维系和平局面，而血缘和亲的方式则渐渐消失。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变化。这种现象是不是可以说明，随着商品经济逐渐发达的时期的到来，单纯靠血缘关系已不足以维系双边关系了，而经济意识的增强，使人们越来越认同，似乎和平也可以用钱来买。这也是利益与和平的等价交换。
在现代人看来，“澶渊之盟”以宋纳辽岁币三十万告成，于宋无异是一个不平等条约。但在当时似乎人们并不如是观。因为这点钱对于大宋王朝来说，无异于九牛一毛，按后来的宰相王旦的计算，还不及开战所用军费的百分之一。[48]用些须钱币换来百年和平，似乎并无不妥。而且，受各种情况制约，这种结果亦可以说是客观形势下的产物。在此之后，北宋末及南宋的几次议和方式，无不受“澶渊之盟”模式的影响。这也可以算作一项“祖宗法”吧。对这些和议的是非功过，我们似应尽量摆脱现代意识，从事件的历史渊源与彼时彼地的客观形势去评说。
“澶渊之盟”的成功，应当说是群臣同心同德的结果，特别是寇准与毕士安这两个宰相密切合作的结果。在亲征前，“士安与寇准条所以御备状，又合议请真宗幸澶渊”。当下诏亲征后，“而议者犹哄哄，二三大臣有进金陵及成都图者。士安亟同准请对，力陈其不可，惟坚定前计。真宗严兵将行，太白昼见，流星出上台，北贯斗魁。或言兵未宜北，或言大臣应之。士安适卧疾，移书准曰: 屡请舁疾从行，手诏不许，今大计已定，唯君勉之。士安得以身当星变而就国事，心所愿也。 已而少间，追至澶渊，见于行在”。[49]后来，毕士安又扶病追至澶渊。二相同心协力，也使寇准的份量增重了许多。对二相的戮力合作，后人给予相当高的评价。宋人吕中曾说:“一相独任，则有专权之私。二相并命，则有立党之患。然以赵中令权专任重，而能与新进之吕蒙正共事。以毕士安德尊望隆，而能与使气之寇准共政。不惟无分朋植党之风，抑且尽同寅和衷之义。”[50]元代的《宋史》编者也在卷二八一“论赞”中写道:“契丹大举而入，合辞以劝真宗，遂幸澶渊，终却巨敌。……景德、咸平以来，天下 乂 安，二相协和之所致也。”
而真宗在“澶渊之盟”前后的表现，可以说相当消极，几乎所有行动都是在寇准的督促甚至是强求下做出的。因此，对寇准的行为，后来就有了正反两个角度的评论。曾主张真宗南逃的王钦若说：“澶渊之役，准以陛下为孤注，与虏博耳。” [ 51]而仁宗时代的参知政事范仲淹则说:“寇莱公当国，真宗有澶渊之幸，而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动，却戎狄，保宗社，天下谓之大忠。”[52]就是说，寇准把真宗作为孤注一掷的行为，天下公论则认为是忠君保国。同时，在范仲淹看来，天下谓寇准大忠，正在于他“能左右天子”。这里的“左右”，与现代汉语的动词“左右”语义相同。以能够左右天子为大忠，这大概是从宋代士大夫开始才有的观念。宋人还有类似的表达。南宋刘炎《迩言》卷七有“人臣以进谏为大忠”之语，可与之两相映照。“进谏”已是对君主的行为进行的一种限制，而“左右”已超过“进谏”，可以说是对君主的行动的支配了。当然，同样是作为宰相左右天子，如蔡京之于徽宗，秦桧之于高宗，史弥远之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