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美人变是从监狱环境到社会环境的转变，是从特殊群体到正常群体的转变。为了重返社会，犯罪人需要以一种新的价值观与人生观来重塑自己的人生。犯罪人的再社会化主要是一种自愿的再社会化，需要犯罪人以一种积极、主动的心态去重新认识并采纳一种新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根据环境条件的变化自动接收新的生活方式和参加新的社会生活。因此，犯罪人的主观态度与积极性是其再社会化最关键的因素，也是最难以控制与把握的因素。
⒉ 再社会化的作用
犯罪人再社会化的推动并不只是依靠犯罪人的主观上的赎罪，醒悟与转变，社会成员、司法体制所形成的一种客观上良好的氛围，无疑将是犯罪人再社会化的一针强心剂。促进犯罪人再社会化的意义是广泛的，并非仅仅是有利于这些特殊的社会成员的。能够使这些不稳定的社会成员真正醒悟、重新做人，无疑对于刑罚目的的实现与刑事法制的健全的意义是不可估量的；能够使这些不稳定的社会成员接受社会的教育与社会成员的包容，无疑对于民主化进程、对于风序良俗的传承以及人道主义的弘扬的意义也是巨大的。能够使这些不稳定的社会成员对社会作出一定的贡献，至少不至为害，无疑对于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的意义更是非凡的！
三、对罪犯再社会化受影响的因素
在司法实践中，犯罪人难以实现再社会化是与刑法、刑事体制未能合理的为犯罪人重返社会创造一定的条件紧密相连的。综合主观与客观上阻碍犯罪人再社会化的因素，一般认为，这些困难主要来自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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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四个方面，即犯罪人自身、监狱方面、社会成员的偏见与刑事司法体制的缺陷。 （一）犯罪人
犯罪人作为再社会化的主体，是再社会化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犯罪人在监狱经过改造后以某种特定的身份重返社会，但是由于自己的这种特殊身份与经历，无论从主观还是客观上都增加了其再社会化的难度。主观上，犯罪人在回归社会时，通常会认为自己为“刑余之身”，认为自己被打上了“罪恶”的烙印，而且在长时间被桎梏在高墙之内，对这种生活的适应甚至会让他们对高墙产生依赖。犯罪人主观上的自卑与再社会化的主动性的丧失，阻碍了他们再社会化的信心与热情。而在客观上，犯罪人在经历了“与世隔绝”的改造后，逐渐的远离了社会。社会的飞速发展使得他们的理念愈发落后，而在当代，这种趋势愈发突出。犯罪人所掌握的知识与技能，在他们出狱后很难成为其在社会上立足的有力保障，无法跟上社会变化的节奏，不能在社会中为自己准确定位，又加上心理上的不自信，往往会使得他们再次迷失自我，走上再犯的道路。因此，客观存在的差距也是犯罪人再社会化的一大羁绊。犯罪人的再社会化是一种主动的再社会化，主观上的能动性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而客观上存在的种种对犯罪人不利的趋势则是再社会化主体所很难改变的事实。 (二)监狱
罪犯在监狱服刑本身已经属于“再社会化”，不能用欧洲中世纪的“监狱人”取代当今心理学的“监狱人格”，不能用监狱行刑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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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化取代罪犯个体的再社会化。应当通过监狱行刑的社会化，加速罪犯个体的再社会化进程，提高罪犯适应社会的能力。我们必须注重监狱行刑社会化和罪犯个体再社会化的研究和实践。要实现再社会化必须是在正常的社会互动中，通过观察学习、模仿等方式获得。而监狱是个封闭、人际关系单一的环境，在这个特殊的环境中，存在监狱警察与罪犯的互动和罪犯间的互动。其中监狱警察既是监狱机关刑罚执行、惩罚与改造罪犯职能的实际履行者，监狱警察与罪犯之间是惩罚与被惩罚、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作为教育者，监狱警察与罪犯之间是教育与被教育的关系，这是一种平等关系，这就决定了监狱警察不可能拥有绝对的控制罪犯的权利。对于罪犯间的互动，罪犯群体一般是指通过直接交往和心理沟通，以个人的需要、利益、感情和兴趣为基础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共同体。在群体中罪犯个体得到认同，感受到自尊，对群体的依赖感加强。实践中罪犯的交叉感染和深度感染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罪犯群体对个体消极影响。封闭的监狱环境，缺乏正常的社会互动，不能为罪犯提供正面的角色模式，因而，容易造成监狱警察及罪犯角色认知的强化，导致两种角色地位和差别加大，相互间尊重、信任难以建立，这必然影响罪犯的再社会化。
(三)社会成员
社会成员对拥有特殊身份的“再社会化人”往往是排斥的、提防
的，一是基于对他们曾经的罪过不耻与厌恶，二是基于对他们人身危险性的惧怕与防备。社会成员的“有色眼镜”或“自我保护”降低了犯罪人再社会化的可能性，因为他们的偏见会减少犯罪人的就业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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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也会让犯罪人感受不到社会的包容与温暖。犯罪人因为其身份，丧失了许多重归社会和立足社会的机会。而且因为客观上文化知识与技能的落后，使他们无论从财产上还是人身上，都无法达到再社会化的要求。这些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的确是与社会成员对待他们的态度紧密相连的。来自其他社会成员的偏见所营造出的一种不和谐的氛围。因此，使社会成员对犯罪有一种更为客观、理性的认识，也是促进犯罪人再社会化的重要客观因素。
(四)刑事司法体制
上述三个犯罪人再社会化的困难都并非是单纯法制所能直接改善
的问题，而刑事司法体制本身的问题，则是可以通过司法制度的改良而缓解甚至是消除的。因此分析刑事司法体制中所存在的不足，对于犯罪人的再社会化来说，是必要的，也是有利的。其中自由刑本身的缺陷是导致再社会化进程困难的根本原因。自由刑将犯罪人与社会隔离，无法得知社会的发展趋势，这种封闭不仅会使其闭塞，更严重的是，长期的封闭有可能使犯罪人的心理出现疾病。正如陈兴良教授所说：“尤其是在变化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与监狱的封闭性形成强烈的反差。这就增加了犯罪人再社会化的难度，十分容易导致再犯。另外，也包括管辖权设定的不合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规定了地区管辖权：“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如果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审判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犯罪人在异地犯罪后，通常由犯罪地来管辖，而这是很难准确的对犯罪人进行量刑的，异地犯罪的犯罪人不能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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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公正的判决，而使得其再社会化时遇到更大的障碍。
四、为进一步促进对罪犯的再社会我们必须完善劳动改造
对我国犯罪人再社会化道路中的重重荆棘有了理性的分析之后，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找准一把锋利的斧子一路披荆斩棘，来促进犯罪人的再社会化，也是对犯罪人人权保障，对社会秩序保护的促进。对罪犯的再社会化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我国在劳动改造中对罪犯再社会化也已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这都是我们进一步工作的有利条件。为了达到用最低成本去取得最大化成绩，为了更好的促进罪犯的再社会化，仍需要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劳动改造制度。 （一）劳动改造和再社会化的关系
劳动改造是指国家刑罚执行机关有计划的、依法强制组织和指导有能力的服刑罪犯从事创造社会财富的活动。宗旨在于改造罪犯思想，改善和提高罪犯智力、技能与身体素质。通过强制罪犯劳动，将其置身于特定的生产关系下，在劳动实践中感受和体验人生价值，社会价值和规范等，逐步使他们形成属于自己的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从而使罪犯在劳动的过程中达到改造其身体，心理和思想方面的再社会化的效果。所以说劳动改造是实现再社会化的一条特殊途径。劳动改造的结果也可能使一些人不能达到再社会化的目的。只能说再社会化是社会规范和群体心理上的一种期望值，是否能够达到则是效果与实效的关系。社会学中，再社会化所追寻的是将社会化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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