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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很长一段时期，整个西方存在一种趋势，比起所有其他权力形式（主权、纪律等）来说，这种可称为“治理”的权力形式日益占据了突出的地位（pre-eminence），这种趋势，一方面导致了一系列治理特有的机器（apparatuses）的形成，另一方面则导致了一整套知识（savoirs）的发展。
3、“治理术”这个词还指这样一个过程，或者说这个过程的结果，通过这一过程，中世纪的司法国家（the state of justice），在15、16转变为行政国家（administrative state），而现在逐渐“治理化”了。
我们都知道，今天，爱国或国家荣誉所施展的魔力（fascination）；我们知道人们是多么关注国家的起源、历史、演进，以及国家的权力及其滥用。赋予国家问题过多的价值（value），这基本体现在两种方式上：一种是直接的、情感的、悲剧风格的方式，是面对我们眼前的冷血巨兽（monstre froid）时的抒情风格；除此之外，还有第二种对国家问题估计过高的方式，这种方式是一个悖论，因为它明显是还原论的：这种分析形式把把国家还原为一系列功能（functions），如发展生产力或再生产生产关系，而这种对国家角色相对重要性的还原论幻想却总是认为，这种角色作为一个有待攻击的目标和一个要占据的优势地位都是绝对重要的。但是今天的国家可能比它在历史上任何一个时刻都不再拥有这种这种统一性，这种个性，这种严格的功能性
（functionality），或者坦率地说，这种重要性；毕竟，国家或许不过是一个不同事物混合起来的现实，一种神秘的抽象，其重要性比我们许多人想象的要有限得多。或许对我们的现代性——也就是对我们的现在（present）——来说，国家对社会的控制（theétatisation of society）还不如国家的“治理化”（governmentalization）那么重要。
我们生活在一个“治理术”的时代，这种治理术最早是在18世纪发现的。这种国家的治理化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悖论现象，因为，如果说事实上治理术的问题和治理技术已成为唯一的政治问题，已成为政治斗争和政治竞争的唯一真实的空间的话，那是因为国家的治理化同时就是使国家幸存下来的因素，完全有可能设想，如果说国家就是它今天这个样子，恰恰要归因于这种治理术，这种治理术同时内在和外在于国家，因为，正是治理的手法使得对什么在国家职能范围内、什么不在国家职能范围内，公的和私的等等问题可以反复不断加以界定；因此，只有以治理术的一般手法为基础，我们才能理解国家的持续存在（survival）与局限。
我们或许可以以这种方式，尽管非常概括、粗糙、不精确，重构西方权力的巨大形式，它的巨大经济（economies）。最早是司法国家，它产生于封建型领土政体，对应一种法律（习惯法或成文法）的社会，涉及一整套义务和诉讼的相互作用；其次是行政国家，产生于15、16世纪国家边界的领土性（territoriality）中，对应一个管制
（regulation）和纪律的社会；最后是治理国家，实际上不再以其表面地域和领土性来界定，而是以其人口的多寡及其容量和密度来界定，其实也包括领土（人口就分布在领土上），尽管这里，这个数字只是几个组成要素之一。这种管理国家实质上与人口有莫大的关系，而这两者又都依赖、利用经济知识（savoir）这一工具的协助，可以认为，这种管理国家对应一种安全配置控制的社会类型。
在以后的讲演中，我将表明，治理术是如何一方面从古老的基督教牧领模式，另一方面从一种外交-军事技术（这种技术随着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而在整个欧洲范围内达到顶点）中产生出来的；这种治理术之所以能够具备它的维度，只能归因于一系列特定的手段，这些手段正是和治理的艺术同时形成的，就旧的17、18世纪的词义来说，这些手段被称为“治安”（police）。牧领、新的外交-军事技术，以及治安：我认为正是这三个因素，使得国家的治理化这个西方历史上的基本现象得以产生。
*另外，在从意大利文本翻译过来的英文本中，谈到围绕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的争论中，各种文献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些是对马基雅维里直言不讳的赞扬（Naudé，Machon）――中译者注。
*这一概念传统上一般译为“国家理由”，从本文来看，福柯强调这是一种国家内在的“理性”，所以，我们译作“国家理性”――中译者注。
*全名为《论李维的“历史”的前十书》――中译者注。
*该词兼有“家政”与“经济”两义，福柯这里的分析正是要把握economy怎样从前一种涵义向后一种涵义过渡，及其与治理术问题的关联。在译文中，我们一般economy译为“经济（学）”，但有时也译作“家政”，希望读者注意其中涵义的复杂变化――中译者注。
*参考本文选第10部分“安全、人口与领土”的讲课摘要――中译者注。
[1] Machiavel (N.), Il Prince, Rome, 1532（《君主论》，――中译者注）。
[2] Rehberg (A. W.), Das Buch von Fǔrsten, Hanovre, 1910. [3] Leo (H.), Die Briefe des Florentinischen Kanzlers, Berlin, 1826.
[4] Ranke (L. Von), Historisch-politishce Zeitschrift, Berlin, 1832-1833.
[5] Politi (L.), Disputationes de Libris a Christiano detestandis, 1542（在修会里，他是Siena的Ambrogio Catarino神父）。 [6] Gentillet (I.), Discours sur les moyens de bien gouverner et maintenir en bonne paix un royaume ou autre principauté, contre Nicolas Machiavel, 1576.
[7] Frédéric II, Anti-Machiavel, ou Essai de critique sur《Le Prince》de Machiavel, La Haye, 1740. (
[8] Elyot (T.), The Boke Named the Governour, Londres, 1531. [9] Paruna (P.), Della Perfezione della Vita politica, Venise, 1579. [10] De La Perrière (G.)，Le Miroir politique, contenant diverses manières de gouverner et policer les républiques, Paris, 1555. [11] De La Perrière (G.)，上引书，1567年版。
[12] De La Mothe Le Vayer (F.), L’Oeconomieque du Prince, Paris, Gourbé, 1653.
[13] De La Mothe Le Vayer (F.), La Géographie et la Morale du Prince, Paris, Gourbé, 1651; L’Oeconomieque du Prince, Paris, Gourbé, 1653; La Politique du Prince, Paris, Gourbé, 1653. ( [14]“économie或oeconomie（经济学或经济），这个词起源于oikos（家）和nomos（法）两个词，本来的意思是贤明合理地管理家政，为全家谋幸福”。（Rousseau〔J.-J.〕, Discours sul l’économie politique〔1755〕, in Oeuvres complètes, t.III, Du contrat social. Ecrits politique, Paris, Gallimard, coll.《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1964, p.241）。（《论政治经济学》，王运成译，第1页，译文有改动，商务印书馆，1962年――中译者注） [15] De La Perrière (G.),上引书, 1567, p.46.
[16] Frédéric II,上引书（in Anti-Machiavel,éd.,critique par C. Fleischauer, in Studies on Voltaire 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y,
Geneve, E. Droz, 1958, Vol.V, pp.199- 200.
[17]“所有的治理者，不论是帝国的，还是共和国的，都应该必须有睿智、耐心和勤奋”（上引书，1567，p.46）。
[18]“所有的治理者还要有耐心，以没有刺的蜂王为榜样，蜂王曾试图以一种神秘的方式表明，国王和共和国的治理者，针对他们的臣民，应该更多地使用温和和宽容，而不是严厉，更多使用公正，而不是严酷”，同上注。
[19]“这个词本来的意思是贤明合理地管理家政，为全家谋幸福”，上引书，第241页（中文本第1页――中译者注）。
[20]“它们各自的基础如此不同，治国怎能和治家一样呢？……就是依据这个理由，我们才将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区别开。国家与家庭…毫无共同之处；没有对两者都适用的行为规律”。上引书，P.241和244（《论政治经济学》，第1页，第3－4页，译文有改动――中译者注）
[21] Michel Foucault, Surveiller et Punir, Naissance de la prison, Paris, Gallimard,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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