嗜桖仦媄囡能？人口的视角，特定人口现象成为一种现实，使得最终消除家庭模式，使经济概念重新获得中心地位成为可能。统计学，先前是在行政框架内，因此是从主权运行的角度运作的，现在统计学则逐步揭示出，人口有它自己的规律性（regularity），有它自己的死亡率和发病率，有它自己的稀缺循环（cycles of scarcity），等等；统计学还表明，人口领域包括一系列它本身固有的总效果，不能化约为家庭的现象，像流行病、地方的死亡率水平，劳动和财富相互促进的增长；最后，统计学还表明，通过人口的迁移、风俗、职业活动等，人口有一些特定的经济后果：统计学在使这些特定的人口现象可以量化的同时，也显示出这种特定性不能还原到家庭维度。除了若干具有宗教或道德意涵的残余主题外，以家庭为治理模式的做法已经消失了。现在凸现出来的，是作为人口的内在要素和人口治理的基本手段的家庭。
换句话说，在人口出现之前，除了以家庭为模式、从经济（这里的经济被想象为家庭的管理）角度出发以外，没法设想治理的艺术；然而，从人口被看作绝对不能化约成家庭的问题那一刻起，家庭作为人口的一个内在要素，同人口比起来就只有第二位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家庭不再是一个模型，而只是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家庭仍然是一个具有优先地位的组成部分，因为，无论何时需要关于人口的信息（性行为、人口统计、消费等等），都要通过家庭才能获得。但家庭此时已变成一个手段，而不是一个模型：治理人口的有力手段，而不是良好治理的空想模型。我认为，这种从模型层面到手段层面的转变
绝对重要，从18世纪中叶开始，家庭正是作为与人口有关的手段出现了，通过各种运动（campaigns）来降低死亡率，鼓励结婚，推广接种疫苗，等等。这样看来，正是消除了家庭这个模型，才使得人口主题可能克服治理艺术发展的障碍。
第二，人口似乎超越所有其他东西，成为治理的最终目的。和主权不同，治理的目标不再是治理行为本身，而是人口的福利，其状况的改进，财富的增加，生命的延长，健康水平的提高，等等；而治理用来达到这些目标的手段本身，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人口所内在固有的；治理作用的正是这个人口，或者直接通过大规模的运动，或者间接使用这样一些技术，这些技术，无需人民完全了解，也能刺激生育率、引导人口流向某些地区或职业等等。这样，人口所代表的与其说是主权者的实力，还不如说是治理的目标或手段。人口是需要的主体，欲望（aspiration）的主体，但同时也是治理手中的对象，面对治理，人口知道自身想要什么，但对治理对它所做的一切一无所知。存在于每一个组成人口的个人意识层次的利益（interest），还有被认为属于整个人口利益的利益（不管构成人口的每个个人的特定利益和欲望是什么），这就是人口治理的新目标和根本手段：一种新艺术，或在某种程度上一系列绝对新颖的手法和技术，诞生了。
最后，围绕着人口这个点，16世纪文本中被称为主权者耐心的那种东西组织起来，这意味着，为了以一种理性的和有意识的方式进行
有效的治理，人口成为治理必须把所有关于它的观察资料
（observations）和知识（savoir）都考虑进来的一个对象。治理知识（savoir）的构成，和这样一种知识的构成密不可分，这种知识就是对所有与人口（广义上）相关的过程（即我们今天称为经济的那个东西）的知识。上次演讲我说过，政治经济学的构成，依靠的是人口这种新主体所拥有的各种财富要素的出现。这种叫做政治经济学的新科学，是从这样一种认识——对人口、领土、财富之间连续而多样的关系所构成的新型网络的认识——中产生出来的；伴随着它的，是治理的干预特征（即经济和人口领域的干预）的形成。换句话说，18世纪发生的，从治理艺术到政治科学、从主权结构支配的政体（regime）到治理技术支配的政体的转变，刺激了人口的主题以及由此而来的政治经济学的诞生。
这并不是说，治理的艺术一变为政治科学，主权就不发挥作用了；恰恰相反，我要说的是，主权问题从来没有像这个时候提的那么有力，因为，主权问题已不再像16、17世纪那样，需要从主权理论中推导出治理艺术，相反，鉴于治理艺术现在已经存在，并且在不断传播，主权问题需要看到的是：什么样的法律形式和制度形式，什么样的法律基础，可以被赋予构成国家特征的主权。
我们按年代顺序读一下卢梭的两个文本就够了。在《百科全书》他写的“政治经济学”的词条中，我们看到卢梭提出治理艺术问题的方
式，他指出（从这个观点看来，这个文本非常有特色），“经济”（économie）一词实际上指的是一家之父对家庭财产的管理[19]，但是这种模式不再被接受了，即便它过去是有充分根据的；卢梭说，现在我们知道，政治经济学指的不是家庭的经济，他甚至没有明确提到重农学派，以及统计学或人口的一般问题，卢梭看得很清楚，这个转折是由以下事实构成的：“政治经济学”的经济有一个全新的含义，这个新含义不能被化约到旧的家庭模型中去[20]。在这篇文章中，他担负起给治理艺术下一个新定义的任务。后来他写了《社会契约论》，在那本书中他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运用自然、契约和公意这样的概念提出一种关于治理的普遍原则是如何可能的，这种原则给主权的法律原则，和治理艺术能够通过它们得以界定和描述的那些因素都留出了空间。因此，一种新治理艺术（甚至那种越过了政治科学阈限的治理艺术）的出现并没有消除主权，恰恰相反，主权问题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尖锐。
纪律也没有被消除；只有在巨大的行政君主政体发展的基础上，才能理解纪律的组织模式，理解17、18世纪纪律得以在其中发展的所有制度（学校、工厂、军队等），但无论如何，正是当纪律对管理人口变得重要起来的时候，纪律才前所未有地重要，赋予了极高的价值；对人口的管理不光与集体的、大规模的现象以及这些现象的总体效果层面有关，它还意味着在人口的深度和细节上对人口进行管理。人口治理的概念使得主权基础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尖锐（想一想卢梭），
同样，它也使发展纪律的必要性变得更加迫切（想一想纪律的全部历史，我曾在别处尝试分析它[21]）。
因此，我们无需用纪律社会代替主权社会、治理社会随之又代替纪律社会这样的方式来看待问题；实际上有一个主权-纪律-治理的三角，其首要目标是人口，其核心机制是安全配置（the apparatus of security）。无论如何，我要展示的是以下三个运动之间深刻的历史联系：由于选择治理形式的问题而导致推翻主权常数（constants）的运动；促使人口作为一种数据（datum）、一个干预的领域、一种治理技术的目标浮现出来的运动；以及促使经济独立成为一个现实的特定部分、政治经济学成为治理这个现实领域时干预的科学和技术的过程。治理、人口、政治经济这三个运动，自从18世纪开始构成一个坚实的系列，这个系列直到今天仍然牢不可破。
总而言之，我想说的是，重新考虑之后，今年这门课最确切的名称并不是我原先选择的“安全、领土和人口”；我想研究的，是我称为“治理术”的历史的那个东西。“治理术”一词有三个意思：
1、由制度、程序、分析、反思以及使得这种特殊然而复杂的权力形式得以实施的计算和手法组成的总体，其目标是人口，其主要知识形式是政治经济学，其根本的技术工具是安全配置（apparatus of secur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