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春玉柳是稳定的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
[5]70投影,不分离的。”“如果分出去的细胞能在荒地
解释缘何某一文化的信仰方式如此,而另一个文化却并非如此[12]306。不过,费孝通不全赞同民族性格论,也不全赞同各种偶合汇成的历史论。他觉得,知识分子乃是这个文明国度里特出的人物,他们是社
会上下勾连的纽带,书写历史、承载历史甚至察觉历史变迁的先机:“注释是维持长老权力的形式而注入变动的内容。在中国的思想史中,除了社会变迁急速的春秋战国这一时期,有过百家争鸣的思想斗争的场面外,自从定于一尊之后,也就在注释的方式中求和社会的变动谋适应。注释的变动方式可以引起名实之间极大的分离。在长老权力下,传统的形式是不准反对的,但是只要表面上承认这形式,内容却可以
[5]79-80
经注释而改变。”这和博厄斯学派或者布朗笔
上开垦,另外繁殖成个村落,它和原来的乡村还是保持着血缘的联系,甚至用原来地名来称这新地方,那
是说否定了空间的分离……籍贯只是‘血缘的空间
[5]71投影’。”“很多离开老家漂流到别地方去的人并
不能像种子落入土中一般长成新村落,他们只能在其他已经形成的社区中设法插进去。如果这些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能结成一个地方社群,他们之间的联系可以是纯粹的地缘,而不是血缘了。这样血缘和地缘才能分离。但是事实上这在中国乡土社会中却相
[5]72
当困难。”真正能对这一关系造成冲击的是商业的发展:“在亲密的血缘社会中商业是不能存在的。……商业是在血缘之外发展的。地缘是从商业里发展出来的社会关系。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而地缘却是契约社会的基础……从血缘结合转变到地缘结合是社会性质的转变,也是社会史上的一个大转
[5]272-273
变。”诸如上海这样的都会是由于西洋文明
下的原始人都不一样,后者都是无法理性思考他们文化中的神话或仪式内在涵义的,更不用说对其进
行修改与创造。难怪费孝通晚年要说,他期待各国都有自己的思想家[13]。
三
在《乡土中国》之后,历史很快进入了另一个时代。1950年代,民族学在新中国获得了显要地位,大批社会学、人类学家和部分历史学家还来不及完成“自我改造”就投入到“民族工作”之中。费孝通先后被任命为民族访问团团长、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等,民族研究和知识分子研究成为这一时期他的工作重心。这段时期虽然短暂,但却使燕京大学的旧日师友又重聚在一起,成为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的主要力量。期间费孝通仍念念不忘他的“乡土”,也曾找到时机再访江村,但是由于客观环境的限制,继续进行汉人社区研究已经不可能。然而“乡土中国”的意象亦深入他的民族研究之中。受吴文藻、潘光旦等人研究的影响,他认为无论客观历史和心态上少数民族与汉人社会早已结成密不可分的纽带,中国历史进程本质上即这些人群之间分分合合的动因。1989年他将其表述为“中华民族多元
[14]一体格局”,作为这一文明核心的是汉文化,而推
的商业和工业刺激下产生,其发展的代价不仅是农
村-市镇-城市这一传统的经济结构的破坏,也使不少传统城市、市镇以及乡村都破败退化[10]105。他的家乡苏州吴江,费达生工作的开弦弓,莫不如此。既然乡土社会如此浑噩、静止,那么,乡土变革的希望,便不能寄托于地方。费孝通认为,过去“长老权力是建立在教化作用之上的,教化是有知对无知,如果所传递的文化是有效的,被教的自没有反对的必要;如果所传递的文化已经失效,根本也就失去了
[5]79
教化的意义。‘反对’在这种关系里是不发生的。”
在他看来,人心是有差等的,社会改革的首要任务不是去教育农民,而是由外来的知识分子进行制度建设。他设想,只要有人带领将乡土工业安置在农村里,受守土心理约束的农民,就会自然而然走进工厂劳动起来,而不再流失在外。
虽然费孝通的这个设想在实践中并未达到预期效果,但他在《乡土中国》中表达的对文化理论的一些思考,却值得我们进一步反思与探求。《乡土中国》写就于一个特殊时期。1931年拉德克利夫-布朗到芝加哥大学讲学曾引起过一段短暂的风潮,但其后续影响并未能从根本上撼动移植自德国的文化理论
[12]305-306
动民族地区发展的未来方向则是“乡土化”。
晚年的费孝通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第二次学术生命”,开始重新思考一生的经历与学述。他从重读马林诺夫斯基、史禄国、派克、钱穆等人的论著中吸收了文化理论和文化史研究的内容,认识到即使在个人的生命史中也能看到“人文世界”的整体[15]82,大至中国,再大至世界,都存在不同层面的
[15]168-175“多元”与“一体”。面对中国文化历史过程的
,根深叶茂的博厄斯(FranzBoas)学派
对布朗理论中忽视历史和文化形态表示不以为然。
他们认为,功能主义者忽视了制度与历史的关联,忽视特定时空中制度的“当地理解”;此外,功能主义者虽有能力解释仪式或亲属关系存在的理由,却不能
复杂和丰富,他愈加认识到,从制度开出中国社会转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年第4期
型的全局为时过早,应退而诉诸历史与文化。
2000年,费孝通在文章中谈到,自己来自乡土社会的对于“工业化”的理解与表达有其历史局限性,所谓“中国文化”要比“乡土社会”复杂得多:“中国的新国家形成必然受到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关系的影响。传统中国不是欧洲式的小公国,而是腹地广阔,中央与地方、城市与乡村、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关系比较复杂而多元的文明国家,这样的国家一般被历史学家成为‘(帝国),她的新empire’形态必然也与从欧洲的小公国转变而来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有着很大不同。”他重申“文化自觉”的命题,指出不同文化中的人要对自身文化及他者文化进行沟通与理解,这牵涉到人对人、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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