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过雨天我国城市控规产生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城市土地使用由无偿的计划模式向有偿的市场模式过渡的大背景下。为适应我国城市用地管理和开发建设方式的一系列变化以及新形势下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作为对传统详细规划的一种改良和变革手段的城市控规应运而生。它借鉴了北美大陆和我国港台地区实行的土地分区管制原理，结合我国城市发展的实际情况，对城市建设项目进行具体的定性、定位、定量和定环境的控制和引导[13]。1991年10月1日起施行的《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及后来颁布的《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实施细则》对城市控规的内容和成果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为全面开展城市控规工作提供了充分的依据。
而旅游区控规至今仍是“理论空白、实践盲目”。它萌芽于经济市场化的进程中，是在我国旅游区过度开发、容量超载、旅游区严重“城市化”及环境深度污染等一系列问题深刻影响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伴随旅游开发与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方呼之即出的。我国现行的旅游区控规基本依据是由国家旅游局起草的《旅游规划通则》（GB/T18971—2003）及与旅游相关的三个标准，即《旅游资源的分类、调查和评价》（GB/T18972—2003）、《旅游区（点）等级的划分与评定》（GB/T17775—2003）和《旅游厕所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GB/T18973—2003）。但《旅游规划通则》中控规部分却仅仅对控制要素进行了简单罗列，且过多地套用了《城市规划管理办法》的内容。3.2控制特点
旅游区控规除了具有城市控规控制引导性和灵活操作性、法律效应、图则标定等基本特点外，它还注重资源与环境的保护。一般来说，旅游资源往往具有较高的价值，生态
HUMANGEOGRAPHYVol.26.No.12011/2
2国内外研究综述
目前我国旅游区控规存在着“理论空白、实践盲目、差异显著”等现象。现行的唯一一套关于旅游区控规的国家标准—《旅游规划通则》（GB/T18971—2003）仅对旅游区控规的任务和主要内容进行了简单“罗列”，且较多地套用了城市控规的标准，不具有很强操作性和实践指导意义。因此急需出台科学的旅游区控规国家规范与标准并合理地指导旅游区的控规实践[3]。
国内学者对旅游区总体规划、景点设计以及规划实践中存在问题的研究较为丰富，但对旅游区控规的研究文献甚少。苏原（1998）以天篁湖景区控规为例，对旅游景区控规的必要性做初步探讨[4]。周维钧（2000）从人口容量、建设开发强度以及景区控规方面，对鼓浪屿控规进行实证分析[5]。王大悟（2001）从旅游规划的内涵出发，将旅游规划分为概念性规划、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与修建性详细规划[6]。杨红伟（2004）提出将控规手段引入旅游规划体系中，并指出控规细则为用地性质、用地界线与面积、控制要点、控制指标等部分[7]。岳邦瑞（2005）则针对风景区的特点与突出问题，提出风景区控规要切实合理地吸收、借鉴城市控规的方法，发展适合风景区控规的方法，对解决风景区实际开发、建设与管理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8]。李敏（2006）通过分析旅游景区控规必要性及其与城市控规的关系，借鉴旅游经济、人文、环境三大理论板块，从资源、活动、环境、设施等四方面构建了旅游景区控规体系[9]。王兴中等（2006）针对古城镇旅游区的特点，尝试性地构建了古城镇旅游区旅游控制技术规范指标体系[10]。吴恺晶（2007）提出了要科学划定核心景区的方法，并在规划程序中引入“控制性详细规划”作为一大规划策略[11]。霍诗雅则以南澳黄花山国家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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