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与故人同从中下层直到皇家贵族，在相当一段时间和空间内弥漫开来，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
生命无常、人生易老本是古往今来一个普遍命题，魏晋诗篇中这一命题的咏叹之所以具有如此感人的审美魅力，与其所包含的具体时代内容密不可分。从黄巾起义前后起，整个社会日渐动荡，接着便是战祸不已，疾疫流行，死亡枕藉，连大批的上层贵族也在所不免。于是，如何有意义地自觉地充分把握住这短促而多苦难的人生，便突现出来了。它实质上标志着一种人的觉醒。正因为如此，才使那些公开宣扬“人生行乐”的诗篇也抒发着一种向上的、激励人心的意绪情感：在“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底下的，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老骥长嘶，建安风骨的人生哀伤是与其建功立业“慷慨多气”结合交融在一起的。在“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后面的，是“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企图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去找寻人生的慰藉和哲理的安息。正由于有这种内容，便使所谓“人的觉醒”没有流于颓废消沉；正由于有人的觉醒，才使这种内容具备美学深度。
由人的觉醒意识的出现到人的存在风貌的追求，其间正以门阀士族的政治制度和取才标准为中介。
曹丕确定九品中正制度以来，对人的评议不再停留在东汉时代的道德、操守、儒学、气节的品评，人的才情、气质、格调、风貌成了重点所在。“朗朗如日月之入怀”“双眸闪闪若岩下电”“若登山临下，幽然深远”……无不要求以漂亮的外在风貌表达出高超的内在人格。
“以形写神”和“气韵生动”，在这一时期被提出，是毫不偶然了。所谓“气韵生动”就是要求绘画生动地表现出人的内在精神气质、格调风度，而不在外在环境、事件、形状、姿态的如何铺张描述。“以形写神”也是这个意思。顾恺之说，“四体妍媸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即是说，“传神”要靠人的眼睛，而并不靠人的形体或在千什么；眼睛才是灵魂的窗子。这种美学趣味和标准，与前述人物品评一致，它们共同体现了这个时代的精神——魏晋风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