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对藏区的影响

藏传佛教对藏区的影响 据《蒙藏旬刊》1931年第1期所载，1931年“；“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的成立对组织和号召藏族同；在牙含章先生所著《达赖喇嘛传》中曾描述，1932；1933年12月27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拉萨圆寂；1932年后，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尼玛巡视上海；四川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周锡银所著《为西藏和平解放而；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在圆寂前几天，九世班禅；1937年

据《蒙藏旬刊》1931年第1期所载，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十三世达赖喇嘛驻京总代表、雍和宫堪布贡觉仲尼(原为西藏三大寺之一的色拉寺僧人)及九世班禅驻京办事处处长罗桑坚赞，西康诺那仁波切、贡嘎仁波切、松朋仁波切等藏传佛教界高僧在南京发起成立了“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

“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的成立对组织和号召藏族同胞进行抗日救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进一步激起他们真挚的爱国热情和誓死抗战的决心。”喜绕尼玛说。

在牙含章先生所著《达赖喇嘛传》中曾描述，1932年1月，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得知日寇在上海的暴行，愤怒之余，立即令西藏各大寺庙数十万僧人同为抗日战争的胜利祈诵经文。

1933年12月27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拉萨圆寂。西藏地方摄政热振仁波切依照他的遗愿继续带领西藏僧俗群众，举行了3次大规模的祈祷法会，进行唪我军得胜之经，诅倭寇立灭之咒。

1932年后，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尼玛巡视上海、北平、察哈尔、绥远、甘肃、青海等地，沿途除向僧俗群众宣传抗日救国、虔诵靖国消灾大经公祈和平外，还慷慨解囊，捐助前线抗日将士，1937年10月28日，九世班禅捐赠医药费3万元(银元，下同)，并带头认购救国公债2万元，同年11月8日，再次为赈济前线伤员及难民，捐款2000元。

四川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周锡银所著《为西藏和平解放而献身的格达活佛》中所述，1936年3月，红军北上抗日经过四川甘孜地区作短暂停留时，五世格达仁波切便与红军结缘，开始竭力支援红军，征集大量粮秣、皮毛等补充红军吃穿，并将当地辣椒、青稞酒等拿来为红军御寒，并为红军作向导、作翻译??还动员一大批青年踊跃参加红军。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在圆寂前几天，九世班禅即命人起草了一份汉藏合璧的《告西陲民众书》，希望广大同胞团结一心，巩固后方，以完成抗日救国之大业。

1937年10月，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等为团结各族僧侣，专程到善财洞(寺)拜见主持五台山藏传佛教事务的扎萨克大喇嘛罗桑巴桑，自此罗桑巴桑主动接近抗日干部，积极发动藏传佛教同乡进行抗日斗争，团结藏传佛教僧人抗日，并受到抗日政府的表彰。

抗战期间，中国内地藏传佛教僧人也进行着不同形式的抗日行动。1938年，五台山分别举行抗日阵亡将士追悼会、庆贺平型关、忻口战役胜利大会；1938年秋至1939年春，有百余名五台山僧人参加了八路军，其中包括菩萨顶等10处藏传佛教寺庙僧人30余人。他们被编入晋察冀二分区四团，称之为“僧人连”。

1939年5月，青海籍著名藏传佛教高僧喜饶嘉措大师赴各大寺庙视察，号召僧俗民众团结起来，共赴国难，撰写了《白法螺的声音》等宣传抗日的文章，在此期间，藏族民众捐献羊皮袄达10万件之多。

“藏传佛教僧人的义举，对于鼓舞人民抗日斗志，推动抗战高潮进一步发展，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并进一步促进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与协作，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喜饶尼玛说。

藏传佛教在藏族聚居区的传播、发展已经有了上千年的历史，藏传佛教深刻影响着藏民族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生活。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藏族聚居区经济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藏传佛教与其他意识形态一样，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如何准确评估、判断藏传佛教及藏族

信仰观念发展变化的新特点、新趋势，已成为政府及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目前，社会上围绕这一问题形成了三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藏传佛教与其他宗教一样，处于宗教发展的上升期，无论信教人数、寺院规模、社会影响等，都已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即所谓的后复兴时期。从表面上看，这种认识有一定的道理，但这种认识并未客观、准确地反映藏传佛教发展的现实和全貌。

另一种观点认为，藏传佛教已步入衰落期，其影响功能在下降，藏族与其他民族的差异已经缩小，将更多的时间、精力放在民族、宗教问题的处理上，是一种自我消耗或浪费，搞经济建设才是硬道理。

第三种观点认为，历经几十年的发展，我国已国强民富，民族或民族宗教问题已不再是大问题。尤其是像藏族这样发展相对滞后的民族，国家给予了许多优惠政策，应该知足、随遇而安才是。

上述观点的蔓延，已经对我国宗教观念、民族观念的认识造成了混乱。因此，正确认识、评估判断十分必要，也非常急需。就此，我们深入藏族聚居区进行了实地调查与研究，有了如下的认识和思考：

第一，从藏族聚居区的现状来看，藏族并非全民信仰藏传佛教，其中有一部分人信仰苯教、天主教等宗教。笼统得出“藏族是一个全民信仰藏传佛教的民族”的结论是不科学的，这是对藏族及藏族宗教信仰认识的一个误读。

第二，我国藏族聚居区的绝大多数藏族信仰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在藏族聚居区的影响力不可小觑。因地域环境，包括自然地理、人文地理、文化传统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不同地区藏族在宗教信仰上存在诸多的差异性， 形成了独具地方特色的宗教及宗教文化，这种差异

显而易见。因而，在不同区域处理民族和宗教问题时，需要因地而宜、因时而异，制定具体政策，采取不同措施。

第三，就藏传佛教的现状而言，以安多地区为例，区域性差异很大，不同地区因地理、历史及文化上的差异性，藏传佛教发展情况各不相同，发展趋势也有所不一。但就整体而言，具有以下方面的特征：

一是安多地区藏传佛教寺院的数量、规模、僧侣人口、宗教活动情况等多个方面，无论安多的哪个区域，与民主改革前相比，发展呈下行趋势。

二是藏传教佛的影响力自西向东，即西部牧业区、半牧半农区，向东部农业区和汉藏杂居区逐渐减弱。可以预见，这一态势将在未来的一个时期内，进一步持续，成为安多地区藏传佛教发展的总体趋势。

三是随着近年来科技及文化教育事业的不断进步，科学知识的普及与提高，宗教价值观念对社会实际控制能力逐渐削弱，宗教信仰趋于理性化。由此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包括僧人来源、寺院经济、世俗文化冲击影响等，日益凸显出来。

第四，就我国藏族而言，藏传佛教的影响力至今仍然很大。藏传佛教在藏民族的经济、政治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民族宗教无小事。宗教问题关系到一个民族的宗教情感问题，必须认真对待。从目前的现状来看，理性看待藏族及藏传佛教问题的人越来越多。在具体处理民族与宗教问题时，应从小事做起，注意以下方面的问题：

一是所有出现的“问题”必须放置在所处的环境背景下分别加以处理，对出现的问题要在当地加以解决。有些问题在某种环境下可能是问题，但在另一个环境下不一定成为问题。要防止“眉毛胡子一把抓”的错误做法。

二是个别地区出现的个别事件，并不能代表藏传佛教发展的主流或大趋势，要防止将

少数个人、集体利益的诉求被民族化或宗教化。同时，对出现的问题，应就事论事，避免将民族、宗教问题扩大化、复杂化。

第五，藏族聚居区藏传佛教工作的成败，是直接关系到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宗教和顺、社会发展的大事，不能流于形式，简单化、一刀切。要防范“宁左勿右”的错误思想，警惕个别干部将问题扩大化。若不及时加以纠正，势必加剧和激化民族矛盾，民族地区稳定发展也只会成为一句空洞的口号。因此，民族、宗教工作的成败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宗教干部队伍的素质，取决于民族、宗教工作是否到位。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强化少数民族地区公务员队伍建设，加大公务员队伍建设力度，这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强化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公务员队伍建设，培养一批熟悉历史，了解现状，讲政策、懂法律、德才兼备，热心民族事业的高素质的少数民族公务员队伍，他们是消除民族隔阂、密切联系少数民族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处理好民族关系、干群关系、党群关系的关键环节。

二是强化少数民族地区汉族公务员队伍的民族宗教理论和政策教育，使之成为民族、宗教工作的行家里手，成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基石。

总之，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民族消亡、宗教消亡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只要民族存在、宗教存在，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就不会很快消失。因此，对民族和宗教问题，要从民族和宗教发展规律出发，尊重客观事实，按规律办事。只有这样，我们的工作才有出路。任何企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回避民族宗教问题、背离群众意愿的想法、做法，毫无疑问将影响民族情感，不利于民族团结，无助于维护社会稳定大局。（作者系甘肃省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员）

人类的恐惧莫过于死亡，而藏族人对死亡的认识与众不同，他们所举行的死亡仪式，仿佛是在举行一种特殊的艺术休习，并认为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要进入中阴[1]，是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