萝莉病周小川：货币政策要留有充分的余地《第一财经日报》26日援引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的话报道称，中国总体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基调不变，但要警惕国际经济出现意外和比预期更严重的问题，因此货币政策需要留有充分的针对性和灵活性的余地。
总体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基调不变
周小川在华盛顿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
期间，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称，中国不会采取可能引发硬着陆的宏观经济政策。
他表示，中国整体经济趋势没有太大的改变，因此总体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基调不变，但同时要警惕国际经济出现意外和比预期更严重的问题，因此货币政策需要留有充分的针对性和灵活性的余地。
中国通货膨胀正在回落，但仍处于令人担心的高位。8月份中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升6.2%，升幅仅略低于7月份创下的三年多高点6.5%。
周小川还表示，中国将继续利用外汇储备进行多元化投资，以降低风险。
他在上周六表示，通货膨胀依然是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央行将争取在不影响经济增长的情况下降低通货膨胀。他指出，在全球经济不可预测的情况下，中国央行将采取更加灵活的措施。
《金融时报》：货币政策不应有大变化
与此同时，中国央行主办的《金融时报》26日发表评论文章称，中国当前的货币政策不应有太大的变化。
文章称，发达国家债务危机的风险有所增加，尚不构成中国国内政策明显放松的基础条件。中国目前应继续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稳固前期抑制通货膨胀成果。
文章指出，虽然近期中国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但仍处于合理状态，政府政策应站在整个国家经济格局的高度，从有利于
规划》，提出了“十二五”农业总体发展战略目标，并明确了农林牧渔等所有子产业的“定性”和“定量”的问题，强调“解决好13亿人口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必须把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放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首位”。具体来说，规定了“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16亿亩以上，综合生产能力达到5.4亿吨以上，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年均增长5%左右”等等一系列硬指标；
9月19日，发改委发布《关于印发完善退牧还草政策的意见的通知》要求：“十二五”时期，继续安排退牧还草围栏建设任务5 亿亩，配套实施退化草原补播改良任务1.5 亿亩，围栏建设中央投资补助比例由现行的70%提高到80%，地方配套由30%调整为20%。
9月20日，农业部发布《全国种植业发展第十二五规划》称，“十二五”种植业总体发展目标是：粮食安全保障有力，主要农产品满足供应，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稳定提高，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技术装备水平显著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明显增强。
9月22日，农业部发布《全国畜牧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2011-2015年）》。规划称，“十二五”畜牧业产值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比重将达36%，饲料产品质量合格率达到95%以上，违禁添加物检出率控制在0.1%以下。
而从上述政策动向来看，总体来说，中国“十二五”农业发展战略的核心未变，目标依然是“保障粮食安全和提高农民收入”，依然坚持“确保95%以上的自给率，其中水稻、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自给率达到100%。”但区别在于：
一、在耕地和水资源约束日益增强的背景下（2010年耕地保有量已缩减到18.18亿亩，逼近红线），未来实现粮食稳定增长将主要依靠单产水平的提升；
二、更加注重农业产业结构的合理性。渔业和畜牧业的比重有所提升。对特色农产品优势生产区域或产业带的规划标准也进一步提升；
三、加速提升农业产业的附加值和向第三产业转型速度，对休闲农业、农产品深加工、农业科技创新等提出明确的硬性指标。
本文主要谈谈我为什么种业和农机工业，以及有关的判断逻辑。
关于种子行业，首先，总体上种植业的地位在进一步提高。
在2010年，农林牧渔业增加值中，种植业的主业地位相比2006年已得到进一步增强，种植业所占比重由56.4%上升到58.2%，提高了1.8个百分点，牧业、渔业、林业比重则分别下降1.7、0.7和0.1个百分点。而耕地已经逼近土地红线，使得农业“十二五”规划对粮食安全的重视程度更加高涨——“确保自给率95%以上，水稻、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自给率达到100%”的这一硬性要求与“十一五”保持了一致。
其次，过去30年的经验显示，中国粮食总产出增长的90 +%贡献来源于单产提高，而种业是提高单产的最重要手段，在未来五年中国面临更大耕地和水资源约束压力的背景下，种业的重要性将进一步提升；
更重要的是，面对“国内几乎所有的种子合资公司都实际上由外资操控、国内种业公司小而散、科技创新力不高”的现状。中央对“十二五”种业发展除了将“加快构建现代种业体系”列为重点任务，支持种子企业兼并重组，整合育种资源。还提出了以下原则：
一是对外资严格限制，给国内种子企业创造崛起的机会。
由农业部牵头的《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规划（2011-2020）》中明确规定：5至10年内，仍只允许外资种子企业以参股方式生产运营，且持股比例必须低于50%；合资企业由外资独自掌控研发中心的局面也将终结，改为由双方“共同管理”；除此之外，即将公布的"2011版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对外资并购中国种子企业的安全审查要求将更加严格，对外资在中国从事种质资源搜集、品种研发、种子生产、经营和贸易等行为也将严格规范。
二是大幅抬升整个行业门槛，逼迫国内种子企业加速兼并壮大。
此前农业部已经出台《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办法》，通过注册资本的限制提高了申请种业生产和经营许可证的门槛（杂交水稻和玉米种子的生产和经营企业注册资本从500
万元提高到3000万元；“育繁推一体化”农作物种子经营企
业的注册资本从3000万元提高到1亿元，而且经营许可证由省农业部门审核资质改为由农业部核发）。按照该办法的要求，在2012 年4 月将有第一批生产许可证到期，2012 年9 月25 将有第一批经营许可证到期。在2012-2015 年间，企业生产和经营许可证将逐渐到期，业内预计，行业内大部分企业将达不到管理办法所要求注册资本和固定资产的限制，一半以上的的中小企业可能被淘汰。
此外，“十二五”期间，国家将加大对种业基础性公益性研究投入，包括继续提高种子销售的商品化率、提高种业科研资金等等。
博览研究员注意到，已有机构测算认为，种业销售规模2—3年内将从500亿元提高到800亿元，其中，杂交水稻种子价格有望保持15%的年增速——事实上，9月21日，由袁隆平指导的超级稻试验田平均亩产突破970.25公斤的消息已经对A股的种业企业形成了很大的刺激作用。
而对于农机工业来说，第一，它在保障“十二五”中国粮食安全上的重要性与种子行业不分伯仲；
第二，中国农机工业本身就已具备雄厚的基础，是世界农机制造大国，已是非常成熟的市场，但就发展潜力而言，可以说仍然巨大。因为中国农机工业现在是“大而不强，小而不专”，根据农业部的最新判断：我国农机制造技术及装备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约有20到30年的差距；生产的多数农机产品的主要技术性能、产品可靠性以及产品结构等指标，相当一部分只达到经济发达国家同类产品20世纪70年代水平。
而中国经济调整的倒逼和低碳时代的来临，已对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农业部提出的农机工业未来发展方向是：先进适用、智能化、精准化、多功能、高效率的保护性耕作、复式作业、精细农业等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农业装备已成为当今农机工业的技术发展趋势。
第三，根据农机工业“十二五”规划，2015年末，农机工业产值将比2010年提升50%（从2800亿提升到4000亿以上）；2015年农机科技进步的贡献率要从2010年的51%提升到55%；农业机械化水平要从52%提升到60%。农业机械出口
欧债危机来了，全球都在等着新兴经济体来拯救欧洲，进
续放缓就是明显例子。博览研究员并不想过多的纠结在中国经济到底是“软着陆”还是“硬着陆”的概念之争上，一场欧债危机，甚至是不久之前的美债危机冲击的不仅是众所周知的中国的制造业出口，问题的核心在于，中国的经济体系和金融体系这两架马车的“南辕北辙”极大的限制了中国经济的战略空间——当人民币不足以用来衡量中国资产价格水平的时候，除了继续在增持美元的道路上“一条道走到黑”，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
“赚钱”与“娶妻生子”的“恶俗循环”
在讨论中国经济体系与金融体系关系之前，博览研究员想首先跟您讲一个“恶俗”的故事，故事说的是一个路人问一个10岁的小孩，你长大以后想干什么啊？孩子的回答是，赚钱，赚完钱之后娶妻生子，等生的孩子长大之后再赚钱，再娶妻生子……这虽然只是一个笑话，但是，中国经济20年的成长之路正是印证了如此的“恶俗逻辑循环”，我们依靠着人口红利和廉价资源所取得的经济成果却被美国的金融体系所绑架，大量的中国财富流入到美债体系之中，中国经济支撑着美国庞大的国家财政和社会消费体系，这在外界看来是中国经济战略成功绑架美国政治的有力佐证。
但是，不管是从商业背景的雷德，到文化背景的洪博培，还是再到政治背景的骆家辉，中国并没有在美国身上找到某种归属感——中国经济并没有和美国经济“良性互动”起来（中美贸易的构成数十年来并没有明显的改善），美国的亚太战略也没有完全顾及中国的感受。放缓的中国经济与其说是在观望，还不如说是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我们害怕来自欧美的海外经济传导链条对于中国经济的“导电效应”，但是，事实上，在缺乏金融传导链的有效支持下，这样的战略担忧或许有点“操心过头了”。
“踩了刹车”的中国经济，这也许是个误会2011年也许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危机之年”，先有欧债危机的发酵，然后有美债危机的“步步惊心”，全球经济在遭遇一场由经济危机到制度危机的演化过程之后，中国政府似乎
也隐约感觉到了某种经济上的“不祥之兆”，虽然说经济上的降温早在2010年下半年就已经开始，但是，经济减速的“刹车”踩得最猛的还要属2011年的年初，如此的政府调控节奏一直到8月份左右才出现了缓和，但是，中国经济软着陆的口号仍旧一如既往的被挂在市场人士的嘴边，这足以说明因为担忧通胀而引发的对于经济过热的恐慌情绪正在蔓延，欧美的债务危机只是在给中国的经济恐慌情绪“添把火”，中国经济减速最大的动因显然是来自于中国经济本身，那么这一定就意味着通胀真的是中国经济的“死结”吗？
抛开翘尾因素的“干扰”，中国的通胀形势或许在震荡中维持着“高位”的相对稳定，通胀迟迟没有回落到较低水平，这似乎并不能完全怪罪在货币身上，在中国央行持续将近一年多的货币从紧政策之后，不管是从国有四大银行的资金冗余来看，还是从“民间借贷市场”的高速发展来看，货币不是多了，而是远远不够，越来越多的资金缺口严重打击了中小企业的同时，也从银行储蓄领域吸纳了大量资金，这似乎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实体经济的资本恐慌。
对于中国经济来说，也许中小企业并不能代表中国经济的基本面（这和国有企业在中国国内经济中的庞大市场份额有关），但是，中小企业却是中国经济指数的风向标，中小企业生存困境所带来的中国制造出口业的萎靡，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中国经济对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拉动的依赖，楼市的价格调控并不会随着保障房的如期开工建设而趋于“理想值”，真正的问题在于，经济增速的需要事实上在隐性的维持中国房价的高位，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推波助澜着中国通胀水平长期维持在较高的水平。
中国金融春风的呼唤，这将是下一个“春天的故事”
博览研究员不止一次的听到了10月将是中国股市拐点的传闻，在资金大量抽离中国金融市场，经济降温日趋明显的前提下，到底是谁将在幕后推动着中国股市的向上的反弹呢？也许这里面的原因众多，但是，我们观察到一个重要的现象是，大量中国银行的储蓄纷纷逃离到“民间借贷资本”大军中来，同时，股市游离资金的加入也一度大量涌入同样
务危机的原因而陷入经济困境的时候，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
济
体
自
然
成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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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球
经
济
的
“
拯救者”，但是，最终的事实证明，新兴经济体都在观望这场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同时，也在为自身的经济打着“防疫疫苗”。包括巴西、印度、俄罗斯在内的新兴经济体都在尽量控制着自己的经济增速，对于购买类似希腊这类危机国家的债券，大家纷纷都表示了“敬而远之”，中国的“经济态度”或许极大的刺激着新兴经济体的神经，在防控通胀危机的国际传导链上，中国和其它的新兴经济体似乎达成了某种默契，在没有进一步的经济刺激政策的前提下，全球经济的流动性似乎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