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灵等。提到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转化，我认为主要有汶川地震、关国政府救市方案出台、十七大和G-20峰会圆满召开三个标志性的分界点。
首先，汶川地震是第一个分界点。汶川地震发生前，我国政府的政策目标选择是，试图全面兼顾却总是内外交困、顾此失彼，汶川地震发生后，我们的政策目标选择则变为：通货膨胀成为首选目标，人民币升值速度加快，经济增长成为最终目标，周小川在中关战略对话的表态就是证明。
其次，关国救市方案出台是第二个分界点，救市方案出台之前，我们的政策目标的选择是“一保一控”，救市方案出台之后，我们的政策目标的选择转化为:“一保一稳”。 最后，十七大和G-20峰会闭幕前后，为了进一步深化“一保一稳”的政策目标，我们通过进一步落实经济刺激计划、十大行业振兴规划、中央第三批投资等保经济增长，通过扩张信贷规模为财政投资配套，实际上是极其积极地财政政策与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之间的搭配。
自1984年到1995年，我国一直奉行的是双重货币政策目标，即发展经济和稳定货币。这种做法符合中国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特别是在把银行信贷作为资源进行直接分配的情况下，货币总量控制与信贷投向分配都由计划安排，发展经济和稳定货币这两个目标比较容易协调。但是改革开放以后10多年来的实践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倾向政策的双重目标并没有能够同时实现，1953年3月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对“双重目标”进行了修正，确定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这个目标体现了两个要求：第一，不能把稳定币值与经济增长放在等同的位置上，从主次看，稳定币值始终是主要的，从顺序来看，稳定货币为先。中央银行应该以保持币值稳定来促进经济增长，第二，即使在短期内兼顾经济增长的要求，仍必须坚持稳定货币的基本立足点。 20世纪80年代，我国货币政策在中介目标的选择上，沿用了改革开放前做法，即以贷款规模与现金发行为货币政策的中介指标。
把贷款规模作为中介指标的理论依据是：货币都是通过贷款渠道供应的，“贷款=存款+现金”，只要控制住贷款，就能控制住货币供应，随着市场化金融运行体制的确立，货币政策实施的基本和环境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贷款规模作为货币政策中介指标逐渐失去了两个赖以生存的条件：一是资金配置由计划转向市场，二是国家银行的存款在全社会融资总量中的比重趋于下降，而其他银行和金融机制特别是金融市场的直接融资比重迅速提高，因此，中央银行指令性的贷款规模不宜再作为中介指标，而应作为一种指导性的变量。中国人们银行按月对其进行统计监测，以利于调控货币供应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