柒夏２０１４年第３期辽宁行政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ｉａｏｎｉｎｇ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ｌｌｅｇｅ
ＮＯ．３，２０１４
（第１６卷第３期）
（Ｖ０１．１６．Ｎｏ．３）
有大的变化。经济进一步增长，人口死亡率普遍下降，此时已无需通过大量生产来保证劳动力供给，人口出生率就会下降，最终达到一个低自然增长率的状态。由于死亡率下降与出生率下降存在时间差，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会经历三个阶段：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阶段；高出生率、低将这三个阶段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几个阶段相对应，就能清楚的分析出两次人口红利。当高劳动年龄比例阶段与经济起飞阶段相对应时，社会人口结构的高生产性和高储蓄率
会为经济增长带来额外的源泉，这就可以产生第一人口红
利。当进入老龄化阶段后，老龄化了的人口在年轻时进行的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阶段；最后是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阶段。目前，发达国家一般处于第三阶段，发展中国家大多处于第二到第三阶段的转变中，少数落后国家仍处于第一向第二阶段转变的过程中。
当人口再生产类型经历上述变化时，相应的人口年龄结构也存在三个阶段，分别是：高少年儿童人口比例，高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和高老年人口比例阶段。当死亡率开始下降时，由于出生率下降存在滞后，人口自然增长率上升，从而少年儿童占总人口的比例会相应增加。一段时间之后，出生率也开始下降，但前一阶段所积累的少年儿童人口逐渐成人并进入劳动年龄，此时就进入高劳动年龄人口比例阶段。最后，当这些劳动年龄人口逐渐老去，就进入了高老年人口阶段。不同年龄结构的社会具有不同的人口抚养比，高劳动年龄人口比例阶段具有最低的人口抚养比，另两个阶段人口抚养比相对来说较高。人口抚养比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的生产
性，一般来说，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越大的社会具有越强的生
产性，从而对经济增长具有一个额外的促进作用，这就是第
一人口红利。而劳动年龄人口较少的阶段，社会生产性不
强，参与消费的人ＶＩ多，社会抚养负担重，此时人口对于经济增长具有消极的影响，就是人口负债。
需要注意的是，人口红利并不是随着相应的人口年龄结构的出现而必然产生。它只是一种潜在的能力，能否实现还需要一系列外在因素共同影响。总之，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不啻一个好消息，除了传统的促进增长的方法外，还存在另一个路径，并且是人口转变的“附加品”，当然，前提是这种潜在的红利得以充分开发利用。
（二）第二人口红利
第二人口红利是以第一人口红利的实现为前提的。由于理性的人们预见到人口年龄结构会历经的三个阶段，故在第二阶段（高劳动年龄人口比例阶段）时，为了能在下一个阶段（老龄化阶段）继续维持与当下同等水平的高消费，而选择在年轻力壮的时候进行储蓄。也就是说，在高劳动年龄人口比例阶段，劳动者收人中用于储蓄的比例将明显高于其他阶段。如果这一阶段社会的高储蓄能够有效的转化为投资，而投资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那么经济增长将会得到有效促进，从而产生第二人口红利。这一红利比第一人口红利需要的条件更强，它是建立在第一人口红利已经实现的基础之上。事实上，这两种人口红利可能发生在同一阶段，无法进行严格的区分。另一种第二人口红利的理论是以“经济发展阶段论”为基础的一１。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传统社会阶段、经济起飞阶段和大众消费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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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
储蓄就能维持他们的消费支出，若此时经济发展进入大众消费阶段，此时的高消费就再次对经济增长具有一个促进作用，这就是第二人口红利，也称之为“老年人口红利”。这种老年人口红利不同于上面的第二人口红利，两者出现在不同的阶段，具有不同的实现机制。
以上所讨论的人口红利都是建立在人口再生产类型转
变基础之上，然而并非只有这一种情况会产生人口红利。当死亡率不变，出生率发生变化也有可能带来人Ｉ：１红利。二战后美国的婴儿潮就是一例。美国在１９４６到１９６４年间出生了约７６００万婴儿，这些婴儿在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进入劳动年龄，为美国当时的经济繁荣贡献了很大的力量。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人口红利也可以视为新中国成立以后的长达十几年的高生育率所带来的。
五、中国的人口红利
新中国成立以后人口自然增长率就一直增加，经历了６０年代的增长高峰，在７０年代开始下降，进入８０年代则大幅度下降。这样的人口变化使得中国很长一段时问都处于劳动人年龄口比重上升的阶段，为人口红利的实现提供了基础。数据表明，改革开放以后三十年间年均国民储蓄率在３０％以上。人１２１红利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贡献巨大。这是为学者所认同的。然而对于具体的贡献份额，则很难达成一致。蔡防对１９７８—１９９８年间的数据进行分解得出，此间的年均９．５％的ＧＤＰ增长中，劳动力数量增长的贡献份额为２４％，劳动力部门的转移贡献了２ｌ％，物资资本增长的贡献率为２８％ＨＪ。都阳认为在１９８２到２０００年间，总抚养比下降推动经济增长了２．３％，占同期人均ＧＤＰ增长率的贡献率在２６．８％左右。并进一步认为总抚养比会从２０００年的４２．６％下降到２０１５年的３９．４％，估计带来经济增长０．４％【ｌ２１。而陈友华等人测算的结果虽不完全相同，但也基本支持了人口红利的贡献不容忽视的观点。
对于人口红利存在的期限，不同学者做出的判断往往相差很大，总体来说有以下三类。第一种认为，根据人口抚养比大小来判断，中国的人口红利期大约能持续４０年，从１９９０年到２０３０年，如于学军等。他们认为人口抚养比将在２０１０年达到最低，此后由于人口年龄结构逐渐向老龄化发展，人口抚养比转而上升，人口红利逐渐减小，２０３０年前后人口红利期将关闭。第二种观点以蔡防、王德文为主。他们认为，根据劳动力数量变化的情况，中国的人口红利始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在１９８２到２０００年期间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最大，但在２０００年中国步入老龄化社会以后开始减小，到了２０１３年左右劳动力总量开始减少，标志着人口红利已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