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剧团如若摆脱困境 文化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仅是祈愿 分享 2020-06-19 下载文档

戏曲演艺行业逆境求生 文化体制改革适宜而行

编者按: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实现,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中,胡锦涛同志进一步强调了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发出“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总动员令”。进一步阐述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重大意义,进一步明确了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的指导思想和重点工作。讲话思想深邃、内涵丰富,高屋建瓴、总揽全局,充分肯定了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取得的成就,全面分析了文化建设面临的形势,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为更好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了强大动力。

文化体制改革是当前文化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在文化体制改革的整体框架中,国有剧团体制改革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文化部、中宣部于2009年7月联合下发了《关于深化国有文艺演出院团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也指出了国有剧团的改革方向。国务院在2009年9月下发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中,虽然将“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

列为首要目标,但我们在体制改革过程中要弄清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区别,区分改革的对象是属于经营性文化单位或是公益性文化单位。改革是必须的,一些国有剧团鉴于种种因素,可以采用企业管理经营模式,但不一定非转为企业不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并不等于把“事业”都变成“产业”。发展文化事业、文化产业,这不仅需要政府加大投入力度,还需要政府转变职能,由主要“办文化”转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那么究竟如何改革?如何才能让国有剧团摆脱现在的困境?我们需要来进一步探讨。

国有剧团困境形成的起因

中国现行的文艺表演院团体制,其缘起至少可以追述到1947年前后——随着国共战事推进,政权易帜的同时,“戏改”也随之展开。1951年开始在全国实行的“剧团登记制度”是“戏改”最重要的环节,它决定了以后几十年院团的基本体制和演艺事业发展的走向。按照这个制度,经过登记的剧团可接受政府资助,从此形成了“民办公助”的剧团新模式。而那些没有通过登记的剧团,基本就处在自生自灭的状态,或被称为“黑剧团”。经过登记的“民办公助”剧团,其性质仍然是民营的,政府会提供部分资助;同时政府给这些团

派“指导员”,这些指导员最初并不涉及剧团的艺术范畴,其功能是帮助剧团改制,主要是要调整剧团的分配制度。

在1950年代初,多数戏曲剧团都希望能够通过登记,转为“民办公助”剧团。这固然是因为“民办公助”可以得到政府的物质支持,但是当时财政能力有限,政府对于剧团的直接资助非常有限,因此希望转为“民办公助”剧团的动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不登记就是“黑剧团”,演出就不合法;另一方面,能够转为民办公助的剧团,也使演艺人员获得了荣誉感。

从1956年的“一化三改造”到1958年的“大跃进”,合作化乃至国有化成为一时的潮流,大量地方剧团在这一时期也纷纷要求转为国营。这次剧团改制的主要推手是地方政府,各地政府把剧团国营化的进度看成体现政绩的重要成就。当时有相当多的戏曲剧团转成了国营,可是它们仍然是营业性的演艺团体──只是有可能享受文化部门补贴的国营企业,相应地,有盈利时也必须上缴,但文化部并不愿意太多剧团在短时期内都转为国营。因为假如剧团的生存出现困难,国家必须补贴,而当时国家的经济力量并不雄厚,文化部将会面临不小的负担。从1964年开始,因传统戏受到严厉禁止,剧团演出场次和观众人数急剧下降,剧团的收入也急剧下降。这一趋势于1971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为了推动样板戏的演出,中央开始鼓励各地上演“样板戏”,

也鼓励地方剧种改编“样板戏”,地方剧团逐渐恢复。但是这些重新恢复的剧团和文革前的剧团在性质上是不一样的:文革前的剧团是企业,以演出经营为主要目的,始终需要注意盈利指标;但在文革期间,国家乃至整个社会对艺术功能的理解发生根本变化,艺术表演团体从经营和营利性质的企业,转为宣传和教化的工具。

文革结束之后的“拨乱反正”时期,出现了体制的逆转:各地的集体所有制剧团以“落实政策”的理由,又一次大规模转成国有剧团。在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在各行各业逐渐向多种所有制形式转化的大背景下,演艺行业却走了一条相反的路。剧团大批从集体所有改为国有,且“事业化”程度大幅度提升。文革前、包括文革期间,政府对剧团的补贴程度并不高,“改革开放”之后,这一比例开始急剧提高。政府补贴的程度不断提高和剧团经费的自给率不断下降,是整个改革开放30年来非常突出的现象。这一变化带来诸多问题,尤其是以养人为主轴的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改制最大的障碍,形成了很多人抱着:公家的事,干也是这么多钱,不干也是这么多钱,到月就能领工资,公家的事不干、私人出去挣外快更舒坦的思想,高薪养廉并未给剧团带来生机,却使其逐渐陷入逆境。

我们可以从文化部提供的几组统计数据来分析演艺行业现在面临的困境。这里的演出场次指的是政府文化部门所管辖剧团的演出场次,相对而言比较可靠。

1958年全国在统计口径内的剧团共演出205万场,1964年演出171万场,1978年65万场,1990年49万场,2000年41万场,2006年42万场,2007年回到41万场。总的来说,演出场次在不断萎缩。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的是财政拨款逐年增长。1964年国家各级财政给国有剧团的拨款总共5290万(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剧团在文革前是企业、是经营单位,3000多个剧团,国家一年只给5000多万,而且其中包括补贴程度较高的那些由文工团转制来的话剧团和歌舞团,戏曲剧团得到的补贴是很少的),从1978年开始就增加到了2个亿,1980年2亿多,1990年就4亿多,2007年已经到了48个亿。从新世纪以来,国家对于文化部门的投入提高幅度很大,这一方面体现出2001年以来国家政策对于文化事业的高度重视;但另一方面,演出场次并没有因此提升,说明戏曲演艺行业并没有因为国家的高投入而产生相应的收益。

随着戏曲演艺行业的不景气,也给国有剧场(院)带来了不小的影响。就商丘市的而言,70-90年代,全市有宋城影剧院、豫东影剧院、人民电影院、原商丘县北关电影院、原商丘县政府礼堂5家集电影放映、文艺演出、大型会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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