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人旧梦那么究竟是什么让他们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呢？或许大家已经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再熟悉不过了，因为有人早已给出了回答：因为政治上的正确，通俗的说就是：孙中山的暴力革命是正确的，是符合人民利益，符合时代潮流的。但是这个世界并非只是简单的按照政治标准而划分善恶，而把人民单一的归纳为某一群体也只是探讨问题上的偷懒，无助于我们更好的去理解这个现象。试问，他们都能理解革命的目的和他的纲领吗？《十月围城》中，沈重阳、伙夫阿四、小贩王复明、流浪汉刘郁白、被通缉的军人方天和他的女儿方红等人，他们都是因为理解了同盟会革命党人才选择了义举吗？正如后面一个情节所讲的：阿四告诉他的未婚妻阿纯，他明天要去保护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但是他却不知道那个人究竟是谁，可见，政治上，他们都是政治上无知的普通人，在当时香港是如此，在中国大陆更是如此。单单是政治上的动员，是无法发动一场运动的，因而仅仅是政治上的正确性是无法成为革命的主体。
《十月围城》中的人物在诉求。通过诉求，我们往往能知道他们究竟为了什么。
曾经的将军方天，战争失败，清廷向联军妥协，方天由于协同义和团，因此被清廷通缉，逃亡香港，而方天的愿望便是以合法的身份回故乡。而当方天死后，方红的诉求则是为父报仇。小贩王复明，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但是他的正义感除了来自自己的感性判断之外，还有他对侠义人士的崇拜，愿意惟命是从。流浪汉刘郁白，他受到商人李玉堂的知遇之恩，愿意报答李玉堂。伙夫阿四，他的诉求就是——老板满意我就开心了，是一种很纯真的主仆之间的效忠纽带。沈重阳的愿望则是为自己以往的过失赎罪。
这些诉求，本质上都是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但又都是乡土的，朴素的。虽然他们各不相同，
但是他们都离不开我们的传统社会的情结。阿四对李玉堂的效忠不亚于臣民与皇帝的关系；王复明和刘郁白，则是一股强烈的“士为知己者死”的气息；方天和方红，表面上是恩怨情仇，实际上对故土的眷恋才是他们的最大的动力；沈重阳希望能够做会一个爸爸该做的事；甚至是维护清廷的阎孝国，恪守“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伦理，即使是面对陈少白这位他眼中的“叛党”、“敌人”，师恩的远远高于政治利益上的生死，让他放走了其关键作用的陈少白。这种乡土情结，这种传统观念，它们并非为了革命而生，然而在革命当头，它们确能够为革命凝聚力量，或者说革命党人利用了这股力量，而不是他们通过政治宣传而产生的群众依附，比起后面这股力量，前者不可谓不强大。所以传统观念才是革命的真正主体，是传统观念让他们做出了这番生与死的选择。
而孙中山的辛亥革命，目标就是用暴力手段推翻清廷，取消帝制，然后建立新政权之后进行西方的政治经济改革。在陈少白和阎孝国之间的争论中，陈少白认为封建等级和封建等级最大的象征——帝制，是导致国家衰弱的原因。暂且不讨论这种结论是否正确，如果革命的目标就是要将封建秩序连根拔起，那么辛亥革命后中国长时间的混乱和痛苦（1911——1949）或许已经有了它的必然性。曾经有过这么一个哲学的悖论：上帝会创造出一块他自己也搬不动的石头吗？同样的悖论是，革命会为了它的宗旨而毁灭了自己吗？事实上，革命所针对的对象便是它自己，它的主体，它所要推翻的，恰恰是它赖以发动的价值观，根深蒂固的社会理念，帝制所要求的君君臣臣，恰恰是传统观念的一部分，伦理等级向来就不是孤立存在的，帝制的存废，牵一发而动全身。事实上，上帝是聪明的，对于那个他是否能创造出他搬不动的石头，他没有给出回答，更不会去实践；而革命却往往是失去理智的，而更加可悲的是，革命的人却从来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它一直到导演着一场自我毁灭的悲剧。这也就是革命所面临的最大悖论。
或许我们还可以说，他们都是为了国家的强大，为了实现一个强国的梦想，这种梦想也能凝聚千千万万的人投身革命，但是我们不禁要反问如果说孙中山、陈少白他们胸怀强国的理想，那么清廷以及阎孝国就不是如此吗？以往的作品里以立场为界，立场让所谓的反派连诉求上都是投降卖国的，而《十月围城》却给了阎孝国很大的空间，他让我们看到事实上没有所谓的正和反，陈少白与阎孝国的争论或许事关生死，但是他们都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他们只是在为如何能强国而争论而已。
电影的最后，孙中山道出：“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经文明之痛苦”。《十月围城》已经让我们见证了一出革命的悲剧，这出悲剧不仅包括社会每个个体肉体上的毁灭，而且也包括他们精神世界的灭亡，革命的最大合理性仅仅在于它用教条宣扬着能够创造出一个更加合理的世界，而当血淋淋的过程摆在我们的面前，当革命的热月过后，是无秩序的混乱而不是无秩序的美好时，我们难道不应该质疑“文明之痛苦”的必要性吗？我们的社会为了激进运动已经牺牲太多太多，如果鲜血还不足以唤醒我们，那么嗜血的群众和鲁迅笔下麻木的国民又有什么区别呢？
一场革命，一场血泪，一场矛盾。是传统观念成就了革命，而革命便是为了毁灭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