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寂无言（三）精心组织，密切配合。各部门要制订工作方案，落实任务，明确责任，扎实有效地开展规章制度清理工作。在清理工作中各部门要密切配合，加强沟通、联系，对涉及同一事项各规章制度之间不一致之处，要相互协商解决。对无法解决的事项要提出具体处理意见上报学校清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各部门新订或修订的制度文件内容涉及学校重大权益的，应先主动征询学校法律顾问意见。
第6篇：规章制度之地方规章满两或立法或废止
地方规章满两年或立法或废止
【适用话题】任性与规矩 有法可依 尺度 敬畏
近些年来，从车辆限行常态化到房地产限购、限贷，地方政府的限制性行政手段越来越多。从依法治国的角度来说，地方政府的权力只有在受到法律严格约束的情况下，才不会损害公民权益。即使说限行、限购是为了公共利益，但地方政府在正式采取这些措施之前，必须要拿出法律依据，通过法定程序之后行使权力，而不是“任性”地限这限那。因此，这次立法法修正案草案严格规范地方政府权限以保障公民权益，一旦获得通过将是巨大进步。
虽然限制地方政府限行手段是十分必要的，但不等于彻底“限死”了地方政府。一方面，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地方性法规获得授权。如果制定地方性法规条件尚不成熟，因行政管理迫切需要，可以先制定地方政府规章，但有两年期限。也就是说，给地方政府通过规章来限行留下一定空间。
规范地方政府权限关键在于三个方面：首先是法律中要明确地方性法规与地方政府规章的边界。即哪些公共事项由地方性法规授权，哪些由地方政府规章授权，必须明确。
其次是法律要明确地方政府实施限制性行政手段的程序。比如说，今后地方政府想限行、限购，不能由地方政府闭门决策，而是要根据法定程序进行决策。
为了防止修订后的法律成为摆设，必须在法律中强化执法监督检查和问责——凡是没有依法办事的地方政府，理应依法问责，如此，才能敬畏法律。
（摘自《西安晚报》
20xx年12月30日）
第7篇：劳教废止制度
一、什么是劳教制度？
二、相关背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从1951年到1953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运动，逮捕、拘留了几百万犯罪嫌疑人，其中大多数犯罪嫌疑人被判了刑，相当数量的人被判了死刑。但是仍有不少罪行轻微不够判刑，或由于时间短一时查不清问题的人，继续关押在看守所、拘留所。
紧接着，1955年至1956年，在全国党、政、军、群、企事业单位开展了内部肃反运动，又有几十万人走进了拘留所、看守所，其中多数人只是由于历史问题而被关起来的，很难判刑。怎么处置这些关在看守所、拘留所里的人，成了一个大问题。于是1955年8月中共中央批准下发了《关于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这个内部肃反文件时，明确规定：对这次运动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除判处死刑的和因为罪状较轻、坦白彻底或立功而应继续留用的以外，分两种办法处理。一种办法，是判刑后劳动改造。另一种办法，是不能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适于继续留用，放到社会上去又会增加失业的，进行劳动教养，就是虽不判刑，虽不完全失去自由，但亦应集中起来，替国家做工，由国家给与一定的工资。劳动教养的对象是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
从法律上讲，劳动教养制度始于1957年。1957年8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了经过1957年8月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十八次会议批准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该决定的初衷是为了管理“游手好闲、违反法纪、不务正业的有劳动力的人”。
三、唐慧案件劳动教养弊端分析
1、劳动教养缺乏法律依据
(1)劳动教养制度明显违反了《宪法》和《立法法》的有关规定。我国现行《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立法法》第8条第五款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法律规定。”而劳动教养不经正当的司法程序，不需审判，甚至被劳教人员没有上诉的权利，仅由劳动教养委员会审查决定，事实上是由公安机关或党政领导决定，就可限制公民人身自由长达3年，还可延长为4年。
(2)劳动教养制度与现行《行政处罚法》的规定也不符。《行政处罚法》第9条规定：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规定。”第10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第64条第二款规定:“本法公布前制定的法规和规章关于行政处罚的规定与本法不符合的，应当自本法公布之日起，依照本法规定予以修订，在1997年12月31日前修订完毕。”由此可见，作为行政法规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规定“劳动教养”这样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不但不符合《行政处罚法》的规定，与规定矛盾和冲突，而且已经在事实上处于缺乏法律依据的状态。
(3)劳动教养制度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上违背。1998年，中国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公约第9条规定：除非依照法律所规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此处的法律指的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
2、劳动教养成滥用权力的“温室”
依据1982年《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对劳动教养的决定只需经过公安局有关科室的批准，不需经过任何形式的取证、控辩、一审、二审等程序。这样，司法机关就无权对决定劳动教养对象的决定过程进行合法的控制和监督，而被决定劳动教养的人甚至连申辩的渠道都没有。这就必然会导致公安机关滥用这一权力的现象发生，成为公安等机关滥用劳教职权、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打开了方面之门。
(1)将刑事诉讼案件作劳教处理。有的公安机关对一些在法定羁押期限内无法侦查结案提起刑事诉讼的案件，取证困难、证据不足、怕移送起诉后被退查的案件，办案经费紧张、
办案人手有限畏于追查的案件，或案情复杂根本无法查清的案件，都处以劳教了事。前两年中央对超期羁押进行清查，许多地方就将证据缺乏和证据不足的案件以劳教处理，而且一律三年。
(2)利用劳教进行创收。有的办案单位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创收指标，或者受自身利益的驱动，以劳教相威胁，对卖淫、嫖娼、赌博、吸毒等处以高额罚款。而被罚者往往因为畏于劳教的严厉，只能忍气吞声。
(3)利用“劳教”打击报复上访和维权人员。劳动教养无需经过法律程序，就可剥夺一个公民的自由，有的“刑期”甚至比正式有罪的人还长。在党风和社会风气还未根本好转、法制和监督环境还未完全令人满意的情况下，这个制度确实有可能成为某些腐败分子、贪赃枉法者打击和迫害群众的工具。
3、劳动教养的性质被扭曲
劳动教养作为一种治安行政处罚，其适用对象主要是有轻微违法行为，不够刑事处分的人。然而，劳动教养的期限和对被劳教人员人身自由的剥夺程度却相当于犯有严重罪行的人。犯罪的人最低一档处罚是管制，是部分限制自由的开放性刑罚，在居住地执行，期限最短3个月，最长2年;第二档刑事处罚是拘役。是剥夺自由的，就近执行，每月可回家1-2天，期限最低1个月，最长6个月;第三档刑事处罚是有期徒刑，最低6个月，最长15年，但可以处3年以下的罪名占刑法总罪名的 90%以上，而3年以下，还有缓刑的机会，被劳动教养的期限起点1年，高可达4年，被劳教者一般在戒备森严的劳教所执行，节假日照常进行。于是人们都把劳教和劳改混为一谈，都称之为坐牢。久而久之，国家机关也将劳教与劳改一视同仁了。例如：在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处理逃跑或者重新犯罪的劳改犯和劳教人员的决定》第1条规定：劳动教养人员逃跑的，延长劳动教养期限，劳教人员解除劳教后三年内犯罪，逃跑后五年内犯罪的，从重处罚，并且注销本人城市户口，期满后除确实改造好的以外，一律留场就业，不得回原大中城市。其中情节轻微，不够刑事处分的，重新劳动教养或者延长劳动教养期限。第三条规定：劳教人员、劳改罪犯对检举人、被害人和有关的司法工作人员以及制止违法犯罪行为的干部、群众行凶报复的，按照其所犯罪行的法律规定，从重或者加重处罚。显然，劳教人员与劳改犯是等同的。
从犯被处劳动教养三年，主犯在外面，从犯在里面。难怪有的劳教人员刚进所后立即挖空心思交待多年前的违法犯罪行为或者捏造犯罪行为。因为他多年前的犯罪行为至多被判有期徒刑
一、二年，而且极有可能缓刑。这使劳教与劳改颠倒了。
4、劳动教养程序缺乏监督
按照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中城市人民政府设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由民政、公安、劳动部门的负责人兼职组成，负责劳教工作的领导和管理，主要负责审查批准劳教，提前解除劳教和延长劳教期限。但实践中，这个管委会形同虚设，劳教的审批机关是公安机关，不服劳教决定申请复议的复议机关是上级公安机关。不仅大中城市的公安可以决定劳教，县公安局也可以决定劳教，派出所也可以决定劳教，连派出所所长也可以决定劳教。
一个人有轻微违法，要劳教三年可以基本上无程序可言。但一个人如果犯了罪，要判三年徒刑则难上加难，公安机关要立案、侦查、报捕、移送起诉，已经很繁琐了，检察机关还要批捕、起诉，法院还要开庭审判，审判时，还有精通法律而又精于讼技的律师横挑鼻子，竖挑眼，稍有某一份或几份主要证据不能采信，则此人会无罪释放。在此，从犯罪嫌疑人到被告人再到罪犯，要经过三堂会审，加律师辩护，还极有可能成漏网之鱼，检察院可以不批捕，不起诉。法院可以判无罪，可以定罪免处，还可判缓刑。相比之下，为什么公安一家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将一个人定劳教三年。
四、废除劳教的意义：其一，维护法律权威，为推进法治中国提供保障。从某种意义上说，劳教制度用行政命令来剥夺人身自由，与法治国家的要求不相符。宪法明确规定，“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废除劳教制度无疑维护了宪法的权威。
其二，避免侵犯公民权利事件的发生。除了侵犯公民正当程序权利以外，劳动教养主要是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废除这一制度对于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意义不容忽视。
其三，有利于履行国际义务，提升国家形象。中国早在上世纪末就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其第14条第1款明确规定：“人人有资格由一个依法设立的、合格的、独立的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显然，废除劳动教养制度明显与上述人身自由权原则相适应的，也有助于提升国家形象。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开宣布废止劳教制度，无疑是“法治中国”建设的一个里程碑。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其中，法治政府建设尤为关键，因为只有政府部门带头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才能真正“让人民群众在每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中央全会正式做出了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的决定，是非常重要的进步，这就意味着，中国将来不会有行政权来决定剥夺一个人的自由，必须经过司法审判、法庭抗辩、律师辩护、法庭合议，由法院来决定一个人该不该被剥夺自由，这个是对中国保障基本人权一个非常重大的进步，改变了五十多年来有一块是由行政权来限制人身自由的状况，确保对每个人人生权利的保护。同时取消劳教之后也会带来社会管理上的一系列问题，需要健全轻罪的追究方式，健全社区矫正制度。
第8篇：请求国务院废止人事部规章申请书
请求国务院废止人事部规章申请书
申请人：李志强，男，46岁，汉族，身份证号：610104196407297371，地址：西安凤城一路六号，电话：13571900272。
申请人：谢之豹，男，1941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河南郑州人，1961年6月入伍，1969年5月转业，20xx年退休，原西安氮肥厂干部，住西安市昆明路31号，邮编：710077，电话：029-83176313。
申请人：贺养学，男，60岁，汉族，原西安3507厂干部，身份证号：610113195010152918，住西安市昆明路7号院33-52，电话：13363980173。
申请人：郭留柱，男，1947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唐山市人，1964年8月入伍，1969年9月转业，20xx年10月25日退休，原陕西省延河水泥机械厂司法处长、法律顾问，住西安市朝阳门外永乐路丹尼小区5号楼1-2-2号，邮编710032，电话：029-83516329。
被申请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电话：010-84214883，法定代表人：尹蔚民部长，住址：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中街7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