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需求条件。波特认为,市场的需求会刺激企业的改进和创新,是产业发展的动力,同时市场大小对企业能否形成规模经济有着重要影响。他还指出,即使是需求结构相似的国家仍然存在各自特有的需求特点,而正是这些需求的差异之处使不同国家在不同产品或产业上具有竞争优势。这些观点与林德的代表性需求理论不仅颇为相似,而且还有所发展。
第三,相关及支持性产业。波特开创性地把产业集群理论与国家竞争力的形成联系起来。他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一定区域内能为某个产业聚集起健全而且具备国际竞争力的相关及支持性产业,并形成强大的产业集群,则不仅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还有助于改进激励方式,创造出信息、专业化制度、名声等集体财富,从而更易形成产业的竞争优势。这个问题是比较优势论所未曾涉及的。
第四,企业战略、结构和同业竞争。波特认为,企业的目标、战略和组织结构往往随产业和国情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各种差异条件的最佳组合便形成了国家竞争优势。同时,来自国内外同业竞争者的压力会使企业时时有落后的忧患意识和超前欲望,成为推动企业创新的动力。这种观点也是比较优势论所忽视的。
更为重要的是,上述四个决定国家竞争优势的关键要素,不是彼此独立,而是
相互制约和相互强化的一个系统。波特认为,每个关键要素的效果都建立在其它要素的配合之上,各要素是相互依据的,每个要素都会强化或改变其它要素的效果。这就表明,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是一个融合的整体。
从上述可见,竞争优势和比较优势在概念上是一致的,而国家竞争优势论客观上是对比较优势来源解释中所包含的众多理论的归纳和整合。同时,由于波特的研究历程是从企业到产业再到国家,与比较优势研究从宏观到中观再到微观的路径正好相反,由此产生的不同视角使竞争优势论在理论上有创新。尤其是竞争优势论中关于企业战略、行业竞争以及产业集群对企业竞争力影响的研究弥补了比较优势论在这方面的空白。
二、几点启示
纵观自由贸易理论的演变过程,特别是战后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对我们有以下几点启示:
启示之一,自由贸易理论的演变是世界经济不断深化的反映
比较优势学说作为西方自由贸易理论的核心,从李嘉图创立至今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其演变轨迹是:(1)决定比较优势的因素由单一同质要素转向多种不均质要素的综合作用;(2)由从供给角度分析比较优势转向结合需求层面的综合分析;(3)由从单一方面分析一国特有的比较优势转向对一国供求、国家战略、产业结构、企业状况及相关因素的全面探讨,进而建立起综合的国际竞争优势模式;(4)在研究方法上,由静态比较优势分析转向动态分析,由高度抽象转向比较接近现实。比较优势学说的这种演变,实际上是对不同时代世界经济特征的反映。古典和新古典贸易理论产生于工业经济时代的早期和中期,国际贸易的产品以劳动密集型和自然资源密集型的初级产品及粗加工品为主,且生产水平不高,影响一国比较优势的关键因素只能是劳动力、自然资源及两者决定的供给能力。后来,随着新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到来,经过投资和新技术的采用,自然资源可以被改造甚至被替代,劳动力通过人力投资其技能素质日新月异,加上科学管理和信息技术的普及,使得生产水平大大提高,这必然导致影响比较优势的“外生性要素”和“内生性要素”出现此消彼长的情况。因此,我们在分析某个具体的贸易理论时,应紧紧联系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制度状况,只有这样才能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启示之二,自由贸易理论与WTO宗旨
自由贸易理论虽然经历了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和战后新贸易理论三个发展阶段,但在其演变过程中,比较优势学说始终居于核心地位。国际贸易的根本原因和方向,就在于各国按照各自的比较成本,确定比较优势并进而获取比较利益。WTO 的宗旨是消除各国间贸易障碍,推进全球贸易自由化(这一宗旨通过WTO的基本原则及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两个核心条款来体现)。可见,WTO的运行依据就是以比较优势学说为核心的自由贸易理论,换言之,WTO即为推行自由贸易理论的体制保障。历史已经反复证明,经济全球化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因此,对于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必须彻底摒弃视国际贸易仅是“互通有无、调剂余缺手段”的传统观念,通过加入WTO来分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好处。对于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大国,参与国际贸易主要获益不是在于占据更大的市场,而在于分享世界上有限的技术创新成果和先进的市场经济制度,以提高本国技术、人力资源和其它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
启示之三,关于比较利益对不同经济类型国家的具体涵义
按照传统的贸易理论,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各国都会得到比较利益,而且根据纯理论推论,发展中国家得到的利益还会更大些,然而国际贸易现实情况恰恰相反。可见对处于国际分工不同地位的国家来说,比较利益的涵义是大不相同的。因为一国在
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取决于其工业化发展水平,既定的工业化发展水平给出既定的生产结构类型和贸易结构类型,一国的比较优势只能在上述既定的生产结构类型和贸易结构类型的限制下发挥作用,而不同工业化发展水平国家的不同生产结构类型和贸易结构类型形成了国际分工的阶梯。显然,在阶梯形的国际分工中,处于较低阶梯位置的国家和处于较高阶梯位置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利益地位:对处于低阶梯位置的国家来说,贸易比较利益只是一种潜在的利益;而对处于高阶梯的国家来说,贸易比较利益才表现为实际的利益。可以说一个国家在国际分工中阶梯位置的上升过程,也就是从潜在的贸易比较利益向实际的贸易比较利益地位的转化过程。
启示之四,关于各国贸易比较优势的转化及原因
任何国家的贸易比较成本优势和贸易比较利益地位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整个世界贸易格局的变动就是各国比较成本优势和贸易比较利益地位动态发展的实证。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一国生产结构类型和贸易结构类型的不断逆转。对于一种既定贸易结构类型来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其贸易比较利益有逐渐衰减的趋向,与此同时必有一种新的具有比较利益的贸易结构类型取而代之。这种贸易结构类型逆转的速度,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国际分工阶梯中的相对位置。如果一个国家不能适时地完成生产结构类型和贸易结构类型的逆转,或者贸易结构类型的逆转滞后于生产结构类型的逆转,那么它将处于贸易比较利益的劣势地位。即使是一个工业发达国家,也可能由比较优势地位向比较劣势地位转化,出现国际贸易逆差和亏损。比较优势呈现这种动态化的特征,证明比较优势是可以改变和转移的,进而也是可以培养的,尤其是技术创新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往往可以改变一国的生产和贸易结构,这无疑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新的希望:落后和贫穷不是与生俱来的,开放与学习便能改变一切。
启示之五,发展中国家应尽快从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变
从前面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到,比较优势理论最终要证明的是国际经济的和谐:国际分工、产业互补、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其理论是中性的。而竞争优势理论则是站在国家利益的角度,综合考虑如何在国际分工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并在国际贸易中获取更多的利益。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出口的主要是劳动密集或自然资源密集的初级产品,进口的主要是发达国家生产的资本或技术密集的工业制成品。这种靠自然比较优势形成的贸易结构,虽然在一段时间内使发展中国家得到了一些贸易利益,但也强化了本国低水平的产业结构,造成了对发达国家依附性。在国际贸易中,由于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贸易条件日益恶化,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在不断扩大,由此进入了所谓“比较利益陷阱”。从巴格瓦蒂早期的成名研究,到格罗和赫尔普曼的“新国际贸易理论”,许多经济学家的经验分析为此提供了证据。因此,发展中国家应尽快从国际比较优势战略向国际竞争优势战略转变。为了实现这种转变,从政府角度,首先应该制定战略性的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即战略性地在短期内违背现有的外生性比较优势,大力推动自身暂不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发展,通过人力资源投资、技术模仿、专业化经济等各种手段进行技术积累,以获得内生性比较优势);从产业角度,应该根据本国经济发展的长远战略目标,大力优化产业结构;从企业角度,则应该加速企业的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只有通过上述三个方面的共同努力,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才有可能获得国际竞争优势,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