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城旧梦的大量流失，进而使国内银行面对更多的劣质客户或高风险客户。由于外资银行在服务质量和营销手段上拥有明显的优势，因此，这种“摘樱桃效应”出现的机会很大。而当国内银行的客户质量明显下降时，国内银行的总体信贷质量必然下降，不良资产比率必然相应上升，这无疑意味着国内银行体系不稳定性的增大。其次，外资银行进入将导致银行特许权价值的下降，进而导致利润下降。所谓银行特许权价值(franchisevalueofbankinglicense)，是指根据银行未来的预期利润进行贴现所获得的现值。显然，如果一国的银行部门准入限制越多，银行所获得的垄断利润就越高，从而其特许权价值就越高。在实施金融管制的时代，许多国家和地区的银行依靠特许权价值获得了巨额的垄断利润，这些利润对于他们维持较高比率的不良贷款具有重要的意义。当市场准入限制减少甚至取消后，特别是伴随着外资银行的大量进入，银行部门的特许权价值将骤然下降，原先国(地区)内银行的垄断利润也将不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银行的风险抵御能力将大大降低，不再能够利用其垄断利润来维持其高比率的不良贷款，这将导致银行体系的不稳定性迅速上升。再次，无论是优质客户的流失，还是特许权价值下降，都将使得国(地区)内银行面临更为激烈的同业竞争。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国(地区)内银行很可能会更多地从事不谨慎的或冒险的信贷活动，而这将进一步加大银行体系的脆弱性。
外资银行在金融危机时期的表现，也是衡量其是否加剧金融部门不稳定的一个重要方面。许多迹象表明，在金融危机时期，外资银行往往倾向于大规模收缩贷款甚至撤离资本，从而可能加剧金融危机的深度和破坏性。IMF(2000)的研究表明，在1996-19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中，不仅危机国和地区获得的跨境债权大幅度减少，而且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外资银行也大大减少了对东道国(地区)内企业的贷款，降幅高达40%。其中，尤以日本的银行降幅最大，达到47%；另外，在稍后发生的巴西和俄罗斯金融动荡中，在巴西的外资银行对当地居民的贷款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值得指出的是，尽管外资银行在危机期间倾向于大幅度削减贷款，但在危机后的恢复过程中，往往又会大规模增加贷款，并且积极参与东道国(地区)内银行的注资和重建。ClaessenandGlaessner(1999)对墨西哥、委内瑞拉和中欧一些国家90年代中期相关经验的考察证实了这一点。在东亚金融危机的恢复过程中，许多外资银行也有类似的表现。由此可以认为，虽然外资银行在危机期间对东道国(地区)的金融稳定具有明显的消极影响，但在危机后金融部门的恢复和重建则可能发挥比较积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