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德旺:几乎把一辈子的眼泪都流干后,我决定重新站起来(2)

  1976年,在父亲的坚持下,我回到福清高山镇异型玻璃厂当采购员。因为这个,才有了后来的福耀。

  高山镇异型玻璃厂从创办起就一直处于亏损状态。但我凭借多年的生意经验认为,这是一个能赚钱的企业。因此,1983年4月,我向镇里承诺,到年底上交6万元利润,上交剩下的,我拿40%,高山镇政府拿20%,其他作为固定资产。

  政府同意了,就这样,我没掏一分钱承包了玻璃厂。一年内,我就把玻璃销量从几十万片变成了200万片,净利20多万,我个人赚了6万元。

  198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到武夷山玩,顺手给妈妈买了一根拐杖。当我肩扛拐杖准备坐进雇来的小轿车时,司机训斥说:“你小心一点,别碰坏了我的玻璃,几千块钱一块呢,你赔得起吗?”

  玻璃能值多少钱?我觉得这个汽车玻璃有100元就够了,哪可能那么贵?但他的话还是引起了我的好奇。回到福州后,我到几个汽修厂转了转,发现司机的话一点不假,汽车玻璃就是几千一块!

  这让我无比震惊,因为我算下来认为,如果我来做,汽车玻璃的成本应该不会超过200元。

  我还发现,在这个暴利的市场中国却连一个有影响的品牌都没有,中国汽车玻璃市场完全被日本和欧美的企业垄断。外国人卖这样的价格,说明他们欺负中国人,认定中国人做不出这样的东西,所以就卖这么贵,再贵,也只能买他们的。

  我想,中国人应该有一块自己的玻璃。其他人不做,那我来做,我一定要做出来。

  1986年,40岁那年,我开始筹备这件事,我来研究,来生产——中国人自己的汽车专用玻璃。

  我的思路是吸引资金、形成产品、然后把产品推向市场。因为当时国家鼓励汽车零部件国产化,我们作为专业汽车玻璃制造厂(筹备中,还没生产),意外获得了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的投资。 www.WENZHANGba.com

  其时,我们最大的难题是产品,我们没有生产汽车玻璃的成熟技术和人才,和外商比我们连入门的资格都没有。因此,那段时间我们满世界找技术。

  听说上海耀华玻璃厂有一套旧的汽车玻璃设备图纸时,我们连夜赶到上海,花了2万元买下全套图纸。紧接着,我带队到玻璃制造设备最先进的芬兰考察,弄回了一套当时国内还没有的先进机器。

  经过多次调试,从芬兰引进的机器最终生产出合格的汽车玻璃,成本不到200元,售价2000元。

  这对我来说已经是不可思议的暴利了,但即便如此,还是比市场上的外国货便宜了很多。

  最初,汽车厂不认我们的产品,我就从维修市场做起,因为价格便宜,质量也不差,所以非常热销,1986年我赚了70万元,1987年赚了500万元。

  因此,有人说,“曹德旺不是在做玻璃,而是在印钞票”。这是我这一生做得最正确的一件事,其正确,首先是在方向正确,方向决定结果。

  1987年,我牵头成立了福耀玻璃。然后,福耀不断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汽车玻璃的成本从不足200元降到50元,零售价也一降再降,但还是暴利。

  很快,国内的企业蜂拥投资汽车玻璃,维修市场进入恶性竞争。1993年,我们痛苦转型,主攻配套市场,成为一汽捷达、二汽雪铁龙、北京切诺基等84家汽车制造厂的汽车玻璃配套商,拥有国内40%以上的市场占有率。也是在那一年,我们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是同业第一家上市公司。

  公司上市以后,我的事业越做越大,也遇到很多新问题。就企业本身层面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怎样提高公司的整体管理水平,跳出乡镇企业的思维局限,建立起一套现代化企业管理流程和先进体制,朝中国一流企业和世界一流企业迈进。

  我决定向西方企业学习。我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从来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我追求创立先进的民族工业,也奉行开放、包容,向一切先进者学习。

  1995年,我到美国学习考察,拿回了他们一样东西:在上市公司引进独立董事制度,聘请专家担当福耀玻璃董事会的独立董事,确保小股民的利益。

  我请人来监督我,作为福耀玻璃的大股东,我的这一做法在中国资本市场的早期可谓开了先河。但我认为,这是正确的方向。企业大了就是大家的,社会的,企业要发展更大,也要依靠大家,依靠社会,并对大家和社会负责。

  我始终致力于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提升经营管理能力。引入独立董事制度后,1996年,我又引进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让董事会重视发挥独立董事、各专业委员会委员在公司决策中的作用,注意董事会与管理层之间合理的职责分工,使董事会更能关注公司长远发展。

  我把再小的股东和再大的股东一视同仁地看,尊重大家的利益,也舍得给股东们分红。公司上市以来,我们大把发现金红利,股利,我们分给股东们的红利远远大于我们从资本市场募集到的资金。

  为了维护小股东利益,我还做过一件被人看来很傻的事情。1996年,我们与法国圣戈班合作,由他投入1530万美元,与福耀合资成立万达汽车玻璃,法方控股51%,福耀玻璃占股49%,同时,福耀集团将42%的海外法人股转让给圣戈班。

  我的想法是,借助圣戈班全球销售网络和行销经验扩张海外市场,但最后我发现,圣戈班的想法是,把我们的合作作为全球布局中的一颗棋子。

  大家想的不一样,同床异梦的合资仅仅维持了3年,福耀集团还因此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亏损。如果再这样下去,必然让小股东跟着一起受损,所以,我当时就做了决定,出资3000万美元回购圣戈班持有的福耀股票。

  回购圣戈班持有福耀股份这件事,这也是我这一辈子中最骄傲的事情之一,在中国人当中也应该是骄傲的事情。在福耀亏损很严重的情况下,在股东内部意见不统一、圣戈班没有信心、一些股东想退股的情况下,我们有胆量把它买回来,不仅维护福耀集团的企业信誉,也维护了中国人的信誉。

  在这件事情上,我做得很漂亮,它让我至今还感到骄傲自豪。而时代和社会也厚报了我,因为当年不计个人得失的大胆和争气,才有了今天的福耀。

  虽然两家企业最后以“离异”告终,但3年的合作让我们受益匪浅。我们的员工直接到法国圣戈班的生产一线接受再培训,也学会了怎样做一个典范的汽车玻璃供应商。

  与圣戈班分道扬镳后,福耀集团立刻恢复了合资前的生猛态势——回购股份当年,我们就实现利润7000余万元,2000年利润又翻了一番达1。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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