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正家风,管好“身边人”是党员领导干部的重要责任,也是党员领导干部“讲规矩、有纪律”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作为一名基层领导干部,应该坚决划清亲情和公权的界限,时刻要有“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清醒认识,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要管好自己。始终坚守廉洁底线,认真学习廉洁自律准则和纪律处分条例,主动将自己置于组织和群众的监督之下,带头做好榜样和垂范,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影响和教育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要擦亮“眼睛”。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时常擦拭“眼睛”,经常对自己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察言观色”,常打预防针、架设高压线,教育他们为社会多作贡献,及时发现并阻止违纪违法的不良行为。要常敲警钟。“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要教育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遵纪守法,敢于在亲属问题上向私心私情开刀,不准他们打着自己的旗号到处招摇撞骗,不准他们利用自己的职权和职务影响经商办企业或从事中介等活动,谋取非法利益。
讲纪律守规矩的心得体会参考范文【四】
“要加强纪律建设,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重要的位置。”人不以规矩则废,家不以规矩则殆,国不以规矩则乱。青年干部尤其是青年党员干部自走上工作岗位开始起,就树立纪律意识、规矩意识,遵守党的纪律、国家纪律、政治纪律,严守党内规矩、政治规矩,对党和国家人民的事业发展,对履行本职工作促进自身成长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何谓纪律与规矩
谈守纪律、将规矩,首先我们要明确何谓纪律,何谓规矩。
纪律是为维护集体利益并保证工作进行而要求成员必须遵守的规章、条文。其中有两点需要着重强调,一是集体的产物,二是必须遵守即“刚性的要求”。纪律是成文的规矩,是刚性的规矩。党的纪律涉及到党内生活的各个方面,可以概括为:政治纪律、经济纪律、组织纪律、人事纪律、宣传纪律、群众纪律、外事纪律、保密纪律。党的xx大报告强调:“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绝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各行其是。”党内生活有纪律,在工作单位,在各部门也有各自的纪律。纪律是严肃的,组织中的任何人违反了纪律,都要受到纪律的制裁。
规矩是人们应该遵守的办事规程和行为准则。规矩在约定俗成中成型,逐渐融入到思维习惯之中,进而会转化为行为自觉。具体到党政部门和领导干部而言,规矩就是对法律法规、政策原则、
规章制度
和工作程序的遵循、履行和坚守。指出,讲规矩是对党员、干部党性的重要考验,是对党员、干部对党忠诚度的重要检验。规矩可以是没有落实到笔头上的标准、法则、习惯。可以是在工作中养成的约定俗成的做法,也可能是个人给自己定的约束。可以是行业的规矩,家族的规矩,某个岗位上的规矩。一个人对规矩有了敬畏之心,胸中就有了定盘星,为人处世就有了标准,就会“思”而出乎理智、“做”而有所顾忌、“行”而不忘法纪。
二、“守纪律与讲规矩”重在落实
在党内、社会范围内、单位范围内,在实际工作生活中,我们已经树立了一系列的纪律和规矩。纪律和规矩的生命在于落实,把纪律和规矩讲在嘴上、写在纸上、贴在墙上,当摆设、做样子、不落实,就会让纪律和规矩成为“稻草人”和“纸老虎”。
守纪律是底线,守规矩靠自觉。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牢固树立纪律和规矩意识,在守纪律、讲规矩上作表率,以更强的党性意识、政治觉悟和组织观念要求自己,“按本色做人、按角色办事”。强调各级党组织要把严守纪律、严明规矩放到重要位置来抓,努力在全党营造守纪律、讲规矩的氛围。针对目前党的队伍中存在的问题,要求各级党委加强监督检查,对不遵守纪律的行为要严肃处理。
纪律和规矩在刚性的约束和柔性的自制相结合的条件下发生作用。现在有贪腐行为的党员领导干部只想享受和利用党员的权利掌握公共权力,享受党的组织资源和政治资源,践踏党规,拒绝接受党纪约束,有组织无纪律,无视纪律规矩的约束,更忘记了个人修养个人品德的提升。对党的利益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对党的工作的完成造成了巨大的障碍。
三、内部审计干部的守纪律与讲规矩
内部审计干部与单位内部众多部门有所接触,岗位特殊,必须牢固树立正确的纪律和规矩意识,紧密结合工作实际,要在严守纪律、讲规矩上做出表率。
一是严格按照审计工作程序办事。
审计程序是审计实施的基础。有时程序的错误或违法可能导致整个审计行为的失败,改变审计监督的行为性质。审计程序是审计结果公正的保证。审计程序是防范审计风险的关键。遵守审计工作程序就是审计工作者守纪律讲规矩的第一体现,有利于防止审计权力的滥用的扩张,也能维护被审计单位的合法权益,形成审计主体双方的制衡机制,从而促进和保证审计人员依法运用法律法规,公平地发表审计意见,有效防范审计风险。
二是正确区分公开透明与工作秘密之间的关系。
当前国家审计署倡导在审计过程中公开透明,但是内部审计作为单位内部的重要管理活动,在程序上、与有关单位接触方面公开透明的同时,需要注意在增加透明度的过程中,除按工作规定外,其他需要公布的内容应着重加以分析,谨言慎行,向其他政务公开一样要把好“公示关”。正确区分公开透明与保守工作秘密之间的关系。按照上级领导的要求,按照审计方案的部署,做好内部审计工作,做好网络系统的安全保密工作。
三是吃透法律规章把好原则关。
内部审计人员的工作通常需要检查被审计单位是否遵法律法规办事,因此对于那些“吃不透、拿不准”的问题,要查阅有关法律法规,自身先把法律规则吃透拿准,认真核实,坚持原则,在提出审计问题,发表审计意见的时候才能够做到有理有力有节,做到少说“过头话”,把好“原则关”。做出的审计底稿及审计报告等产品,也才能更有信服力,质量更高,真正达到为决策者提供决策依据的目的。
四是严守纪律廉洁审计。
为从严治理审计队伍,确保审计工作的独立性和审计人员廉洁从审,审计署机关及派出机构坚持实行审计外勤经费自理,审计组和审计人员严格遵守八项审计纪律。内部审计工作由于工作性质,独立性相比国家审计本就偏弱,因此审计工作人员更要严格遵守工作纪律,如不接受被审单位公务宴请、不接受被审单位纪念品、消费卡,不在被审计单位报销任何费用等等。只有自身做到了身正、身清,才能在审计工作中有底气,敢于发现问题、指出问题为单位部门领导做出决策提供更好的支持。
根据党中央的部署,今年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要求广大党员做“四讲四有”的合格党员:讲政治、有信念,讲规矩、有纪律,讲道德、有品行,讲奉献、有作为。这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新举措。
讲政治、有信念。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指出:“我们共产党人的根本,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党和人民的忠诚。”正是有了这一“根”和“本”,才会有夏明翰在生命最后时刻写下的大义凛然的就义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才会有吉鸿昌面对敌人的慷慨陈词:“我能够加入革命队伍,能够成为共产党的一员,能够为我们党的主义,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这是我毕生的最大光荣。”才会有不顾腿伤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压井喷的“铁人”王进喜。正是一代又一代具有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的共产党员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征程上的前赴后继,最终才有了我们党所取得的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有了“根”和“本”,党的事业才会兴旺发达,否则,党的事业就要遭到挫折。苏共垮台就是教训。解体前苏联社会科学院做过一次问卷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仍然能够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11%,而认为苏共是代表党的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85%!正是由于苏共背弃马克思主义信仰,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才会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漠视中和平缴械。
因此,只有通过“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才能着力解决一些党员理想信念模糊动摇的问题,着力解决对共产主义缺乏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精神空虚,推崇西方价值观念,热衷于组织、参加封建迷信活动等问题;才能不断解决一些党员干部头脑中存在的错误观念,做到以理想铸魂,用信念作骨,坚决做到讲政治、有信念;才能进一步筑牢理想信念的钢铁长城,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讲规矩、有纪律。强调指出,“要加强纪律建设,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他还在《认真学习党章,严格遵守党章》中强调,党章“是全党必须共同遵守的根本行为规范”“是党的根本大法,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规矩”,要求广大党员全面掌握党章的基本内容、严格遵守党的各项规定,领导干部更要做好学习党章、遵守党章的模范。这就为全党树立了总纪律、总规矩。历史证明,只要做到讲规矩、有纪律,党的事业发展就会顺畅。1935年党中央召开的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并在危急时刻,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全力解决了军事上、组织上的问题。这次会议,充分发扬党内民主这一被党章规定的“规矩”发挥了很大作用。会上,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党与军队的许多领导同志,同党中央错误领导展开了尖锐的思想斗争。
大会在听取了博古的报告和周恩来的副报告后,张闻天首先起来作反对中央领导单纯防御军事路线的报告,这个报告通称为“反报告”,这份“反报告”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单纯防御军事路线定下了基调。根据陈云1935年2、3月间由威信到鸭溪行军途中写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手稿记载,张闻天这份“反报告”,以及毛泽东、王稼祥在会上发表的意见,得到了周恩来及除凯丰、李德和博古以外的其他同志的完全同意。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正式撤消了李德的指挥权,这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的关系史上是破天荒第一次。不讲规矩、不守纪律,党的事业发展必然受损。“文革”就是一个不讲规矩的典型历史事件,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xx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文革”这一历史事件的教训时指出的:“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