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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可谓登峰造极。
中国古代的文学选本也认为文学作品可分为若干类别。萧统《文选》将文学分为三十七体，宋代李昉等人编撰的《文苑英华》将文学分为四十体，清代姚鼐《古文辞类纂》将文学分二十五体。这是选家的分类，可谓种类繁多。
从古代作家的创作实践来看，很多归类虽然界限不很清晰，但彼此的分野还是很明显的。譬如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收录汉代作品就有诏、书、令、誓、盟、制、赋、辞、记、策、敕、报、答、文等多种文体。逯钦立编《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所收汉代诗歌就有歌、诗、辞、谣、谚、语、号等多种诗体。诗与文，是中国古代文体的大宗；而大宗里面还有细分，且各有边界。由此看来，中国古代文体绝不像我们现代理解的纯文学那样简单。若以纯文学的理念去研究古代文学，势必削足适履，固步自封。因此，跃进先生指出，“研究文学，就必须跳出纯文学的范围”[2]192。在《蔡邕著述摭录》一文中，跃进先生将《月令章句》、《琴操》、《劝学篇》、《圣皇篇》、《女史篇》、《圣草篇》、《今字石经论语》、《十意》、《独断》等纳入蔡邕作品集中，实践了他的杂文学观念。“跳出纯文
学的范围”，打破了长期以来套在文学研究者身上的枷锁和铁链，给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带来新的生机，使如实描述中国文学发展轨迹成为可能。
不仅如此，跃进先生还指出，“中国古代的文体在秦汉时代已经初具规模”[7]5。在《〈独断〉与秦汉文体研究》一文中，结合蔡邕《独断》的文体分类，他着重分析了策书、制书、诏书、戒书、章、奏、表、驳议、碑、诔、铭、连珠、箴、吊、赞、论、书札、颂、记、祝、诰、对问等二十二种文体特征，并得出一个重要结论：“中国古代文体学观念至秦汉已经日益明确，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主要文体也多在秦汉时期基本定型”[5]170。
文学观念既涉及到文学本质观念、文学特征观念、文学创作观念、文学体裁观念、文学批评观念等基本问题，又关注到文学的本质问题。因此，观念的新变化，直接导致文学范围的扩大，研究领域的拓展。对文学研究来说，不啻是一场革命。跃进先生对文学观念的新诠释，将更有力地推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深入。
三、研究方法的新突破
孔子曾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做任何事情，方法最为重要。方法正确，事半功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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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当，收获甚微。文学研究也不例外。
20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在方法探讨方面经历了四个时期：从世纪之交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第一个时期，在研究方法中注入了科学的因素；“五四”运动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第二个时期，传统研究方法受到挑战，文学研究呈现出兼容并包的多元化态势；1949至1978年是第三个时期，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占统治地位，传统的研究方法逐渐边缘化，总的趋势是“重观点，轻材料”，“以论带史”；1978以后是第四个时期，文学研究进入再次多元化发展期，总的趋向是由重实证到实证、阐释相结合，再到中西合璧。不同时期自有不同方法，也自有其代表性的成果。进入21世纪，文学研究是继续重复20世纪的固有方法，还是寻求新的突破，这是每一位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人都无法回避的首要问题。
跃进先生曾指出，“研究文学史要有三个支点，即艺术感受、文献积累、理论素养；要经历三个层次，即走进文学、走出文学、最后回归文学”[6]。在此思路统领下，跃进先生认为新时期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思路至少可以拓展到三个方面，即关注社会阶层、作家物质生存环境和历史时空维度的研究。这
是跃进先生对自己多年来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经验的总结，也是对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理性分析之后的抉择。这种论断，既有继承，更多的则是研究理念的革新，具有划时代意义。
社会阶层的研究，实际上考虑的是人在社会中的不同位置。我们必须承认，无论古代或是现、当代，社会阶层是存在的。跃进先生对长期以来古代文学研究只关注精英文化阶层的现状表示不满，“文学发展是多样性的，不可能只有一个阅读群体”[6]。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建安文学之所以感人，主要还是因为这个时代的作家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反映了社会底层的心声。也就是说，当时的精英和下层民众在文学上达到了高度的默契”[6]。跃进先生用阶层分析的方法，对建安文学的阐释，具有很高的学术前瞻性和理论指导意义。为了进一步阐释这种方法，跃进先生以曹植为例进行了说明：
我们关注曹植，阅读和介绍的，无外乎像《赠白马王彪》、《送应氏》这样反映社会离乱和知识分子建功立业志向的作品。如果我们开放视野，其实在曹植创作中，还有另外一些作品，也应当纳入我们的视野。譬如《鹞雀赋》、《骷髅赋》、《令禽恶鸟论》等，文学史似乎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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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关注。而这些作品很怪异。近年，江苏连云港地区一座汉墓出土了一篇《神乌赋》竹简，作为一篇歌颂神乌的俗赋，其风格更接近于今天的底层文学。[6]
跃进先生用阶层研究的方法诠释曹植，昭示出一种全新的、更接近于作家实际的文学研究，回归于建安文学本身。
跃进先生深知，一个人的生存状态如何，直接影响到他的思想感情。因此，他强调研究古代文学，要时刻注意作家的物质生存环境。他认为，在中国古代，并没有所谓专业作家，他们的文学创作属于官场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整个社会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以杜甫为例对这种文学研究方法进行了诠释：
最伟大的诗人杜甫进入长安，就是想挤进官场，然而10年落拓，“卖药都市，寄食友朋”。在他离开长安的时候，曾写下著名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留下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千古名句。安史之乱爆发后，他携带家小，逃亡西南。“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真实地再现了他的窘迫。如果没有艰难的经历，他怎能写出如此感人的诗篇呢？年轻的时候，
杜甫也胸怀抱负，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但后来却写了“但使残年饱吃饭”这样的诗句。他的人民性，对下层人民的体验，跟王维、李白等人是完全不一样的。[6]
在此基础上，跃进先生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我们要了解一个作家，就要了解他的物质环境，生存处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读懂他的作品”。[6]生存状态研究，是跃进先生对古代文学研究方法的创新。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理解古代作家既有傲视权贵、超脱世外一面，又有阿谀奉承达官显贵一面，才能真正走进古代作家的生活，理解他们的文学创作。
文学研究要关注历史时空纬度，就是“把人、事、作品等放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去考察，如此才能体现出它的意义和价值”[6]。长期以来，我们的古代文学研究脱离了特定的时间与空间，给人的感觉是不够具体，也比较空泛。只有从时间与空间纵横交叉的坐标上锁定作家和作品，我们的研究，才会落到实处，结论才能比较切实。跃进先生的古代文学研究，就是从时空交织的角度着手的。他的《南北朝文学编年史》、《秦汉文学编年史》可以看作是时间维度，《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是空间维度。在实际研究过程中，时空又往往交互作用。《秦汉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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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年史》当然是以时间先后为线索，而具体系年时又常常展现出某一年的整体风貌。譬如对《吕氏春秋》的系年，跃进先生依据序中的“唯秦八年，岁在涒滩”进行了详细的辨析。如果根据“唯秦八年”四字，当系在秦王嬴政八年（前239）；但是“岁在涒滩”却提示在申年，即秦王嬴政六年（前241）。表面看，只差两年，似无关紧要；若回到历史场景，问题就会浮现出来。若是八年，吕不韦是以秦王嬴政登基作为纪年的开始，秦王是中心人物；如果是第六年，那么吕不韦就是中心人物。六年，抑或是八年，仅一字之差，背后却有着丰富的历史内涵，不仅政治背景不同，也直接关系对《吕氏春秋》一书的判断和理解。此外如《河西四郡的建置与西北文学的繁荣》、《江南的开发及其文学的发轫》、《黄河以北地区的文学发展》等文都是时空交织观念之下文学研究的硕果。
跃进先生的社会阶层、物质生存环境和历史时空维度三种研究理念，突破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固有模式，具有开创意义。他以此进行的古代文学研究，对后学具有示范和指导意义。
四、文献考据方法的新变革
文献考据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在清代乾嘉时期大
行其道，产生了一批学术名家和标志性的成果，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新中国成立之后，对于文献考据方法，虽有不同的评价，但总体上还是肯定这种方法的价值和意义的。
跃进先生非常重视文献考据，他认为，“要真正进入中国传统学术领域，自有一套中国的读书方法，我把它概括成文献学的方法”[6]。他所说的文献，既包括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文献学观念，也包括现代意义上的电子文献、出土文献和域外文献。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人，要熟悉目录、版本、校勘、文字、音韵、训诂等相关知识。跃进先生将文献方法界定为古代文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有一个基本的途径，就是文献学。我甚至说过一个极端的话，谁如果绕开文献学，学术界一定绕开他”[6]。跃进先生是这么说的，同时也是这么做的，他所取得的学术成就都源于扎实的文献功底。早在1995年，曹道衡先生在为《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作序时就曾指出，跃进先生之所以能取得许多学术成绩，主要原因之一在于他“能够刻苦地钻研历史文献，掌握大量的第一手材料”[7]。2000年，沈玉成先生评价《中古文学文献学》时说，这“是带有开创意义的著作。这样说也许不算溢美，因为作者几乎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