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ading认识中国历史的线索(改革二十年回顾与展望之一）
2007-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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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供这二十年改革开放的一种理解，有的学者认为，是发展战略出现了问题，如果是这条发展战略出现了问题，那就是大问题，对此，我不敢说。那么，是不是说，这条战略基本正确，而我们执行的某些政策出现了偏差，过错过多呢？昨天，我和陆学毅（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所的所长，《中国社会十大阶层报告》的作者和主编）谈了一个晚上，他认为中国的许多具体政策有问题，尤其关于农业发展的政策。他把这些年来承包制小农日益陷入困顿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十年来政策方面的失误，比如说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比如说１９９４年的这个国地区税的分税制，尤其是一些对乡镇企业的政策，又比如说对户籍制度的改革缓慢等等，当然，政策失误还有国有企业改革的失误等问题。这些都使小农经济日益陷入困顿。这是讲战略路线是正确的，但具体政策出了问题。
如果说，是战略上出了问题呢？有学者还提出这样一种看法，如果我们运用黑格尔正反合的命题，那么前三十年是一个正的命题，那么，后二十年是个反题，正题走了二十几年，反题也走了二十几年，正题走了二十几年走不下去了，所以，有反题出来，那么，后二十年的反题也显现出走不下去的样子。所以，到了本世纪初，中华民族往何处去的问题重新被提出。他们建议，应该走合题。
这些，都是学术界的议论，那么，就我本人来看，应该把这二十年，放到五十年的时段来考察，把这五十年放到近一百五十年的时段来考察。因为考察当代，我们必须把当代的一些现象和问题，首先应该把它放在一个更长的时段里来考察，这就是一个法国的历史学派，叫做布鲁代尔讲的“长时段理论”，这个理论我很服膺，它也符合马克思的历史观学说。
追溯百年来，或者更长一段时间以来的历史，我们应当看到，中国进入现代是被迫的。所以，中国的百年来改革开放或者说革命，它的主要目标，就是独立与追赶。 追赶发达国家，至少从孙中山开始，就提出“大跃进”的口号，毛泽东是继承了“大跃进”思想，并且付诸了实践。我们在批毛的这个“左”的思潮、“左”的观点的时候，我们其实并没有认清激进追赶给我们民族带来的什么样的后果。其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这二十年也是“跃进”，而且是“大跃进”。
中国一百年来，一直处于跃进的心态和跃进的发展之中，而整个民族紧迫的追赶这种心态，主要表现在知识界和政界。那么中国这一百年的发展路线，也是这种追赶之中优秀的思想的成果，但是，它所遭遇到的问题，在我看也是这种急于追赶心态所遭遇的结果。 这种追赶的心态，及其可能造成的后果，其实在上世纪之初，已经被人察觉了。有位参与了中国１９２７年革命的美国学者，在大革命失败后的１９２８年发表了一本著作，这本著作当时的职能是要解决谁对中国２７年革命承担责任，因为此人属于“第四国际”的托派，他要说明的是问题出在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还是斯大林的“第三国际”。这本书代表的是托洛茨基的意见，在书的序言中，把中国百年的问题揭示出来了，书的名字叫《中国革命的悲剧》，作者伊罗生（国内没有出版，我是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图书馆找到的）。序言中认为：中国的社会革命来得太晚了，它不可能按照西方国家曾经的那样去循序渐进地走完其发展道路，因而必须在较短的时间内追赶上去，它要越过西方循序渐进发展的阶段，就是说它要大跨步大跃进的姿态来完成追赶，而中国全部的问题都出在这里。他说，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古老的轿子和现代的飞机可以同时并存于世，而这个问题，很难得到有效的解决。但这个现象可以解释中国近五十年来（作者可能是指洋务运动到著书当时）所发生的许多现象。
一个有着三千年记忆，并且有过汉唐辉煌的民族在近代遭遇到落弃和落伍，急于追
赶这个心态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由于在较短的时间内要越过西方国家经历了数百年发展演进的过程，这就造成了中国大跃进的心态以及大跃进可能造成的巨大甚至是灾难性后果，这个后果，我们在１９５８大１９６１年的大跃进已经看得很清楚。当时，是以饿死至少两千万人为代价的（关于大跃进的饥荒情况，我无法准确估计，但几个重灾区，如河南信阳和安徽的部分地区我去调查过，像河南信阳死去的人口约占十分之一，这里，可能平原和山区存在很大差别，山区比平原地区的情况会好些）。
那么，现在这二十年的跃进该叫什么跃进？“洋跃进”？这可是我们曾加诸于华国锋头上的罪名呵，无以名之。但是，我们在整个发展当中，整个接轨的焦虑的心态之中，确实发现了这个问题，就是跃进带来的失误，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所谓现代化，被简单理解为高楼、马路、政绩，而这些东西的成本，基本上就落到农民和土地头上，而很难成为持续发展的一种投入。当然，这可能是我本人一个比较极端的判断，实际情况谅不至于如此糟糕吧，因为有些投入还是有些成效的。
这是描述我们近代以来的追赶战略。第二就是，因为中国进入近代是被列强打出来的，按照我的观点，中国是被打入现代化的，而不是自发成长到现代化的，所以，中国的改革，中国百年来的改革甚至于革命，是很难用马克思的经典来判断的，也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判断，分析中国百年历史，并不是这样，而是相反，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中国的改革、变革或革命，首先是从观念开始，从头脑开始，从输入西方的思想观念开始，这个观念，在知识界酝酿，然后要求政治界接受，如果政权不接受新观念，这个观念就起来颠覆。所以，满清政府的灭亡、袁世凯短期政权的颠覆、民国政权的颠覆，在我看来，都是因为不能满足为追赶、发展这样一类目标出现的新观念的要求，所以，被颠覆。在这个意义上讲，共产党新政权的成立，它的合法性，主要是满足追赶的要求，要在较长的时间内达到民族的独立和民族的富强，要能平等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从知识界的观念变成政府这种上层建筑的意志，从观念变成制度，从观念到最终推动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这是中国特殊的规律，我们从国共两党的形成史可以清晰地验证我总结出的这一看法。共产党的成立就是先从观念开始，我们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这就是观念，然后就有党，作为激进知识分子的一种信仰组织，然后有军队，然后组织民众，然后打败一个不能够快速实现追赶目标的政权。而新政权建立以后，立即着手开始农业的、工业的、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改造的成败得失，历史学家自有评说。我这里讲的是理解中国历史的两条线索，它既是理解百年中国、五十年中国，也是理解这二十年中国的重要线索，这两条线索就是：追赶和由观念到实践。而许多问题，我把叫做“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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