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ading李清照(1084一约1151)，自号易安居士，济南(今山东济南市)人。她的父亲是李恪非，曾以文章受知于苏轼，知名于文苑，南宋时甚至有人说他的文章是“自太史公后，一人而已”(见宋人韩淲《涧泉日记》卷下)，这大概是过誉之言了，但有文名自是不虚的。母亲王氏是显宦之后，亦善属文(见《宋史·李恪非传》)。十八岁那年，她嫁给了山东老乡诸城人赵明诚(字德甫)。赵明诚的父亲是赵挺之，与李恪非同为朝官，李赵结亲是在京城，当时赵明诚还是太学生。李清照生活在一个文人仕宦之家，自少年即有诗名，才力华赡，逼近前辈。史书里没有她的传记，她父亲在《宋史》里是有传的，史家还算不吝啬，在她父亲的传里写了她几笔：“女清照，诗文尤有称于时，嫁赵挺之之子明诚，自号易安居士。”她的父亲李恪非大概是因为曾受知于苏轼之故吧，被划在了“元祜党籍”的名单上，自然受了些苦。而她的公爹赵挺之却是新党，曾参与迫害过苏门的黄庭坚。苏、黄那一派的陈师道，和赵挺之是连襟，十分痛恨赵挺之，《朱子语类》上记载，陈师道陪着皇帝郊祀，没有厚裘衣御寒，家人就去赵家借了一件来，既然是亲戚，这又算得什么大事?可陈师道却非常生气地说：“你不知道我根本不穿他们家的衣服吗?”他宁可挨冻也不穿，结果却以冻病而死。赵挺之后来做到了宰相，口碑似不佳，总让人觉得他是踩着人家“元祐党人”的苦难爬上去的。李恪非被划人党籍时，李清照曾向赵挺之投诗救父，中有“何况人间父子情”之句(这可能是借用了黄庭坚“眼看白璧埋黄壤，何况人间父子情”的成句)，可是并没有结果，是他救不了，还是不救?难以考辨了。党争之火，蔓延其家，赵荣李辱，竟若霄壤。清照对她的这位公爹无法心存恭敬，赵挺之做了宰相后，清照贺诗有“炙手可热心可寒”句，那言外之意也就是说：“您别太得意了!”不过父是父，子是子，她对丈夫赵明诚还是爱之至深的。赵明诚是个稽古迷，专于金石学，有《金石录》传于世，与欧阳修之《集古录》俱称金石学史上的名著。清照夫妇二人，伉俪情笃，同好金石书画，常节衣缩食，专心治学，出入相偕，奇文共赏，古来闺房之乐，莫胜于斯。她南渡后为亡夫遗著所作之《金石录后序》中记着许多她与夫君的故事，她的前期的词里，有很多是他们爱情生活的记录，读着十分感人。靖康一变，国破家亡，夫君亡故，辗转异乡，易安晚景实在凄凉，不“易”亦不“安”也。 宋人说李清照在赵明诚去世后曾改嫁张汝州，未几又离异了。这在她自己的一些残编断简的文字里也多少透出些消息。可是从明清一至近世，有很多人出来为清
照辩诬，主张清照并未改嫁，改嫁之说不过宋人诬陷。士林何以对清照改嫁与否竞震动如此?我看这已不是一个“词学”问题，而是一个“文化”问题了；亦非只是一个学术问题，大抵也有观念问题。女之改嫁，实属常事，清照似无例外之理。 要是改嫁，盖出无奈，其中原由，殊难考校。再适不久，旋即反目，看来是一桩极不成功的婚姻。她是太爱赵明诚了，赵的死，对她来说又何止是地陷天倾!接下来又是东逃西奔，疲命于道路。家无定所，财物频失，这对一个近五十岁的妇女来说，何其艰难!后来到了杭州，稍微安定了一些，以清照之性格，她未尝不想改变一下她的生活，从哀痛、无助、离乱无定、疲惫不堪的困境中摆脱出来，再婚之念，或起于斯耶?然择非其人，配了个“驵侩之下材”，这在她的苦上就更增其苦了。如果她确实是再婚了，也并不说明她就是一个“忘恩忘义”、“弃旧恋新”之人。后世论者都以李、赵伉俪情深，而说清照断不会忘怀明诚，另结新欢，这种类于“从一而终”观念何其陈腐浅陋!这种说法也确实没有多少力量。又兼说者大多不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所以这场“官司”到现在也没打出个输赢来。士林为清照不平的原因，大概主要还不只是她改嫁了，而是她嫁的竟是那个张汝州，若嫁了个什么旷世奇才呢?或许就不会那么激烈地、愤愤地为之辩诬了吧?说不定还会传为词林佳话呢。吾人有时太爱为古人担忧，而且常常以一时一己之观念衡断古事之然否，所以就常常意气用事，起一些无谓之争，若能起古人于地下而问之，古人不亦应笑吾人多情而滥用其情哉?一个人在其人生道路上的选择多多，谁又能保证他的每一次选择都是对的呢?李清照虽旷世才女，可也不能不让她失误吧，其实作词和做人，鉴诗文和选丈夫，本来就不是一回事的。对李清照的改嫁与否，吾人大可不必太在这上面用心，改嫁与否，对读她的词并无多大的影响，对她的声誉也没什么太大的影响，我们何必在这里苦心孤诣地浪费我们的学术力量呢?要之，宋人说的，我们不信，明清人说的我们却信，这是为什么呢?明清人倒比宋人更知道李清照是怎么回事吗?又有人说，应该相信李清照自己写的《金石录后序》，那上面并没有写改嫁张汝州的事，那上面满满的是对赵明诚的爱。我们当然相信清照的自述，可那是她为她的亡夫之遗著作的序，她写张汝州干什
么呢?
李清照以词名家，而又能诗文，善书画，古来?”文艺界”的女子，当推她为第一人。清照之词，独树一帜，若郑振铎先生言：“她不受别的词人的什么影响，别
的词人也似乎受不到她的什么影响。”(《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她可以说是词中的第二个李后主，这样说并不是说她是受了李后主的影响，而是说他们都是纯粹的以他们的生命去填词的，他们的词都是那种平常语中不平常的词，即使用事，亦如己出。他们的词，谁都能懂，谁都能感动，人们都会惊奇，怎么那么平常的字句到了他们的手里竟有那么大的攫人的力量，让人一读就直拍内心，一读就永远也忘不了。李后主有一颗“赤子之心”，这就是“绝假纯真”之心，这是一种“道”境，这是一种有着无限“可能”的大“无”之境，这是一种宇宙的本然状态，在这里不用一切雕饰而万事万物皆自然。李清照也是这样，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再加上作过《菩萨蛮》、《忆秦娥》的李太白，真可称为“词家三李”了。 易安词雅，这是不必说的，但“雅”不自她始，也不自她确立，也不自她张扬。她是在“雅词”发展道路之外，自有一种清雅的标格而已。按陈廷焯说的，她是“独辟门径”，是“独树一帜”。易安词最大的特点是“纯真”，是“天然”。无论是前期写闺情离情的那种感伤，还是后期写那种容人家国之恨的沉痛与孤苦，都出之以天然纯真，不假任何雕饰，直如行云舒卷自如；花开叶落，忽喜忽悲，一任天然，似不著一丝“力”而有“大力”蕴乎其间也。人读其词，绝无暇心在雅俗上分辨，只觉得好，只觉得她和我们没有时间空间之阻隔，一下子就把她的歌唱到了我们心里去。王国维说李后主的词“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这是说，李后主词中所表现者虽为其个人一己之感伤与悲哀，但却足以包容所有人类之感伤与
悲哀。
读李清照词，不亦如此耶!何以能至此呢?则一定是他们的那种“真纯”是道家所谓本根意义上的“真纯”，“道”是一种具有无限包容性、无限可能性的宇宙本初的能量，是有着无限之妙用的能量，是“本真”，是“大真”，而此“本真”与“大真”通过“真纯”人体现在作品中，则不须任何装饰而自有一种超时空的攫人之力量；若是美女，虽粗头乱服，亦不能掩其国色也!李清照和李后主一样，是那种全无所谓反省与节制的一任本性之恣肆的任纵之词人。她在作《词论》时或许有些“反省”的东西在，尽管那《词论》作得也不失恣肆；但她作起词来，却绝无理智之束约与常规只顾忌。这从她的词风与其《词论》中那些褒贬前贤之说的不同自可看出来。其实理论是理论，创作是创作，李清照属于那种“纯情”诗人，而不是“理性”诗人，有着一种任纵与纯真的性情，她是以其“赤子之心”感于外物，故其“感”也，
极“锐”极“敏”，亦极“深”极“切”，她全不假借于常规的普遍的认识，而是一任其敏锐深切之感受，因而，任何的理论包括她自己的亦不能成其创作之范囿。而其《词论》，就主张而言，不过一句“词别是一家”而已，余皆品藻人物之言也。从她的品藻中我们可以看到，前辈诸贤几无一人合乎她的主张，遍看她对前贤的优劣之述评，能够合其“优”而避其“劣”的，大概只有周美成庶几当得，可她却未着美成半字，此又颇费琢磨者也。近人杨海明先生曾著《李清照(词论)不提周邦彦的两种探测》一文以“测”之(见《唐宋词论稿》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第304页)，但即为“探测”，则脚步难稳，故其探测之结果也就疏恍未成定谳。若必说李清照之《词论》与周邦彦的关系，则夏承焘先生所谓“若拿她这些议论、见解来读周邦彦的《清真词》，却正是?波澜莫二?。”(见《月轮山词论集》第10页)这番话也就说到头了，再“测”，也不容易测出什么结果来的。我们看她的《词论》，她主要是说“词别是一家”，词就是词，不是诗也不是文，要有个界线，任何的艺术形式，总要有自己的一己之家园，不是不能借他人成势，而是“借他人成势而勿使侵害己”(韩非子语也)。李清照作词，就是守这个“别是一家”。至于什么“典重”、“故实”，“词语尘下”与否，“音律”谐和与否，那是说人家的。她的原则是“别是一家”，她也作诗文，其中没有词家影子，她的词里，也不著诗文腔。
她的词，在形式上守住“本色”，在风格上是任纵而天然。
李清照词可以因靖康之变她的南渡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生活是·种带有宋人情味的陶渊明式的雅趣之生活，她与夫君时守时分，守时是满满的爱悦，分时是浓浓的离情。靖康之后，她就成了“流离遂与流人伍”的难民，家园丧失，疲于奔命；夫君早亡，孤苦无依，晚景十分凄凉。她的词，无论前期还是后期，都有一种深深的感伤，只是前期感伤于生离，后期感伤于死别，其中轻重，自可
读出。
我们先看她几首前期的词：
《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归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
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如梦令》昨夜风疏雨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
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