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ading他只能使用一种被后世北宋沈括概括为“下生用浊倍”的损一翻倍法，即把由三分损一产生的、高于林钟、南吕、应钟的大吕、夹钟、中吕这三律律数翻一倍，使其降低一个八度而处于林钟、南吕、应钟之前，从而形成按律数从大到小（音从低到高）的六吕序列。这是现存古籍中第一个损一翻倍法即“下生用浊倍”的隐性存在。然而，大吕、夹钟和中吕先三分损一再使律数翻一倍，从本质上说其实就是这三律作三分益一，也就是在损益严格交替相生十二律过程中把蕤宾损一改为益一，之后损益顺延的生律结果，后世称其为“蕤宾重上生”。这就引出了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既然先三分损一再使律数翻倍其实就是三分益一，那为什么要固守此法而不直接进行连续益一，也就是为什么不插入“蕤宾重上生”来直接生成十二律呢？其实，这是由于六律六吕形态只能由三分损一与三分益一的严格交替相生而成，其中不能有连续两律作三分益一的缘故。换句话说，《吕氏春秋》和《淮南子》所载十二律相生过程中所使用的“蕤宾重上生”方式在此处不能出现，这也就是伶州鸠所说“平之以六”中的“平分”之义。因为，一旦应钟三分益一所生的蕤宾再次三分益一产生大吕的话，在相生序列中，三分益一与六律、三分损一与六吕的生律对应关系和二分关系就会遭到破坏，从而转为三分益一与四律三吕、三分损一与三吕二律的生律对应关系和二分关系，于是六律与六吕二分的十二律形态也就不复存在。
图2 具有“蕤宾重上生”的十二律相生序列
三分益一所生四律三吕：黄钟 太簇 姑洗 蕤宾↗大吕 夹钟 中吕↗（黄钟）
↘ ↗ ↘ ↗ ↘ ↗ ↘ ↗ ↘ ↗
三分损一所生三吕二律： 林钟 南吕 应钟 夷则 无射
这就是说，六律六吕的二分十二律必须作三分损一与三分益一的严格交替相生才能生成，在此基础上，再以律数翻倍之术产生六间以大吕为首的排列顺序，如此才能符合伶州鸠所说的、按律数大小排列的六律六吕十二律形态。这里包含了生律和生序这性质和目的不同、发生时间有先后的两个步骤内容，而且前者是后者的前提条件。而连续三分益一的“蕤宾重上生”是将生律和生序同步进行，虽可直接形成按律数大小顺次排列的十二律，但其产生的是律吕混杂形态。“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律吕不分，以它们二分为前提的各自排序也就无从谈起了。这说明，损一翻倍的“下生用浊倍”与连续益一的“蕤宾重上生”在数理本质上相同，但其产生十二律的二分结构形态是各异的。
因而得知，伶州鸠调整六吕排次有两个步骤：第一步是在十二律的相生序列中，把由三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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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生用浊倍”之法从先秦开始一直或隐或显地存在在各朝各代的史籍之中，参见黄大同《中国古代文化与<梦溪笔谈>律论》第八章。 13
这就是《吕氏春秋·音律》篇所说的“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为上，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为下。”由此可知其七律在上，五律在下的这一形态也出自对三分损一和三分益一（含连续益一）方式的严格二分。
分损一产生的大吕、夹钟和中吕的三个律数翻倍，使它们处于林钟、南吕、应钟之前：
图3 大吕、夹钟、中吕三律的倍律调整图
黄钟 太簇 姑洗 蕤宾 夷则 无射 （黄钟）
↘ ↗ ↘ ↗ ↘ ↗ ↘ ↗ ↘ ↗ ↘ ↗
大吕 夹钟 中吕 林钟 南吕 应钟 大吕 夹钟 中吕
第二步是除去相生序列关系，只考虑大吕、夹钟、中吕、林钟、南吕和应钟这六吕按律数顺次排列，由此形成了表1的六律六吕相间排序。
伶州鸠为何要对六吕排次作出如此调整呢？其书中当然也没有相应记载，这只能从调整的作用和调整后的效果来推测其目的。伶州鸠把最先产生六吕的相生之序用损一翻倍法做出调整而形成按律数大小排列的作用和效果有两点：其一，用音乐方法使六律和六吕的排列标准得到了统一，两者相合后可形成按律数大小顺次排列的十二律，如此可解决对损一、益一严格二分后所产生十二律不能按序排列的、生律和生序不统一的问题，这是一种出于完善三分损益法的考虑；其二，结合伶州鸠给它们附上乐律本体性质之外的天道文化功能的情况看，两者都按律数大小顺次排列后，经三分损益二分生律方式所产生的六律和六吕之间，便可形成严格意义上的两两相对而又统一在十二律整体之中的对立统一关系。由此可以推知，对严格二分损益方式后产生的十二律不能按序排列的缺憾进行弥补，以及六律和六吕之间对立统一关系的建立，是伶州鸠对六吕排次作出如此调整的原因和目的。
那么，伶州鸠为什么要对三分损益法的损益方式和损益结果做出二分以及为什么要在三分损益法的相生过程和结果中，以损一和益一的二分、律与吕的二分与对六吕相生次序的调整来追求一种十二律内部对立统一关系的建立呢？不妨再设想一下，如果不进行损益二分，不进行律吕二分，不在其间追求建立对立统一关系的话，会妨碍十二律相生过程的进行和相生结果的产生吗？毫无疑问，这些行为动机的萌发和行为的实施并不是基于乐律本身问题的考虑，而首先出自他头脑里的一种基本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的推动。从《国语·周语》的有关叙述与伶州鸠的论律内容中可以发现，该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在当时上层人士中已经普遍存在，它就是古人把一切事物看成是一个个二元对立统一体并以此对世界万事万物进行抽象概括与把握的观念，古人把它称作“阴阳”。如前所述，早在“西周三川皆震”的周宣王二年（公元前780年）时，周太史伯阳父便用它来解释地震现象，而在两百多年后的公元前522年，东周乐官伶州鸠也同样用它来阐释乐律方面的问题。在六律六吕的这段话之前回答乐周景王铸钟问题时，他就谈到了阴阳与音乐的关系：“如是而铸之金，磨之石，系之丝木，
越之匏竹，节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风，于是乎气无滞阴，亦无散阳，阴阳序次，风雨时至，嘉生繁祉，人民龡利，物备而乐成，上下不罢，故曰乐正。”14而在六律六吕的这段话中他再次涉及了阴阳内容，如他说的“六气”、“金奏赞阳出滞”和 “赞阳秀”等，都是其阴阳观的显露。这一情况表明，从伯阳父以阴阳论自然现象到伶州鸠以阴阳论人文音乐之时，阴阳理论在周代至少已流传两百多年，并已得到了切实发展，而作为一个传承文化的宫廷文人，伶州鸠以流传发展两百多年的阴阳学说为其世界观，为其阐释事物的方式方法，则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
由此可知，虽然在《国语·周语》一书中并没有直接出现由文字表述的阴阳与十二律的结合实例，但是，从伶州鸠对十二律做出因损益二分而成的六律六吕的二分，从他对相生序列的六吕排次作出符合对立统一关系的调整与调整前后的对比，从他在叙述乐律理论时直接谈到阴阳概念，以及从阴阳学说在当时至少已流传发展两百多年等事实之中，可以得出以下认知：伶州鸠所表述的、这一按律数大小顺次排列并被分为六律和六吕的十二律形态，并不是完全由三分损益法自然生成的，它是古人在三分损益法的损益交替相生之序的基础上，以一分为二与对立统一的阴阳观念，对其进行三分益一所得为律、三分损一所得为吕的损益二分并加用“下生用浊倍”方式而得出的成果。也就是说，该六律六吕二分十二律并不属于西方和中国现代音乐理论视野中的音乐本体内容，它体现了阴阳学说对客观音乐存在的一种渗透；同时它以与阴阳无法切割的、与音乐本体有所不同的形态，表现出先秦时期乐律理论因哲学的介入而得到深化、扩充的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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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周礼》的六律六吕
在现存史籍中，最早直接以文字明确表述的阴阳二分十二律结构是战国后期成书的《周礼》：
大师：掌六律、六同，以合阴阳之声。阳声：黄钟，大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阴声：大吕，应钟，南吕，函钟，小吕，夹钟。16
这里的十二律与《国语·周语》所述一样，并没有按一到十二的顺序列出，而是分成六律和六同两个部分。从它们各自所属的六个律吕看，正是经过三分损一和三分益一的二分后所生成的六个律和六个吕，可知其六同的“同”字就是形近的“吕”字，其六律六同就是伶州鸠的六律六吕，再加上两者的六律排序完全相同，两者的六吕排序也同从大吕开始，这一切都表现出，《周礼》所记载的这一阳声六律、阴声六同（吕）的二分十二律，是一脉相承 1415
同注④，第111页。 “六气”，就是由阴阳二气细化而成的“阴、阳、风、雨、晦、明”。参见《哲学大辞典》（修订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版，第875页。 16
钱玄等注译《周礼》，岳麓书社2001年版，第214页。
于《国语·周语》所载那个以损益二分而形成的六律六吕形态的。
表2 《国语·周语》六律六吕与《周礼》六律六同对比表
律吕二分 《国语〃 黄 周语》 钟 黄 《周礼》
当然，在传承于前者的同时，与前者相比，《周礼》的六律六同（吕）形态也表现出自身的几个特点：
第一，在《国语·周语》将十二律表述为六律和六吕的基础上，《周礼》作者直接用文字标明了六律为阳、六同（吕）为阴的十二律阴阳属性，于是使得原先伶州鸠六律六吕形态与阴阳之间的隐性结合关系从此浮出水面，在音乐史上有了明确无误的显性表述。就这样，《周礼》在音乐史上第一次明确了六律属阳、六同（吕）属阴，六律六同（吕）十二律是一种阴阳二分十二律结构形态的认识。
第二，在阳声六律的排序与《国语·周语》六律一致的情况下，阴声六同（吕）的排序起始虽也与《国语·周语》六吕一致即同从大吕开始，但随后有异，一眼望去，《周礼》六同（吕）的排序似乎杂乱无章而缺乏规律。这是不是古人信手凑合的结果？或是刊印之误？当然不是，这其实是古人的精心所为。因为《周礼》在此处引入了当时天文学说中的十二辰和十二次的左旋、右旋概念，把阳声六律按左旋即顺旋排序，阴声六同（吕）按右旋即逆旋排序的缘故，于是此处呈现出一种具有宇宙空间运动状态的阴阳二分十二律圈形结构：
图4 按左旋、右旋排序的六律六同（吕）二分十二律
钟 太簇 太簇 六律 姑洗 姑洗 蕤宾 蕤宾 夷则 夷则 无射 无射 大吕 大吕 夹钟 应钟 六吕（六同） 中吕 南吕 林钟 函钟 南吕 小吕 应钟 夹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