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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所长，我用我的拳法，你用摔法。“盖三三”同意。当时“盖三三”可是北京城有名的摔跤手。只见“盖三三”上前一个“嘛脖”，就是右手嘛对方的脖子，左手拉紧对方右臂，右脚同时踢对方的右脚踝，上下结合，对方必倒。只见公冶琪顺着对方的捋劲直向前去，在对方将要侧身之际顺势一个“虎托”，将对方打了出去（此为借力打力）。对方倒在花园的栏杆上。公冶琪上前将其扶起，从此二人交好。八十多岁时交公粮，孙子不在家，儿媳妇搬不动，他一人单臂挟起一麻袋玉米从屋内搬到大街，放在拖拉机上。300斤重的一口袋煤，自己放在自行车上载着回家。87岁去逝。
弟子朱国福（1891—1961），新城县仁合庄人。幼年拜张老先生为师，学习少林拳，后又拜多位名家为师，内外兼修，已达炉火纯青之境。
一九三三年，白俄大力士裴益哈伯尔，游遍欧洲各国未遇对手，后来来到中国设擂较技，朱国富受李存义的重托，护送一位朋友到上海，闻此事，于八月十二日这天到擂台与之比武，只几个回合将白俄大力士击倒在地，上海“申报”、“新明报”都在显著位置登载了这一新闻。
有一年，全国六百多名武林高手荟萃南京，进行武术国考，朱国富力战群雄，夺得“武状元”，为此爱国名将冯玉祥新赠中山服、龙泉剑，并题词“爱人如己”，作为奖励，事后还请朱国富训练“大刀队”。
四子张珉字玉琪（1913—1997）：6岁家中就请了私塾先生教文化课，父亲手把手的教武术。再加上张珉天资聪明、勤奋、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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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极高。十几岁在当地已经小有名气。15、6岁已长成1米8的个子，与一般人摔跤不用使“绊”（摔跤的技巧）。右手拍肩，左手拍腰能将人一下拍瘫在地。行意拳中有一趟拳叫“龙行八式”。其中一招“青龙出水”，一般人离地一尺就不错了，张珉能跃起头顶住房柁。喜欢剑术，张珉练剑，人剑合一，如影随行，剑锋刷刷作响，可谓形神兼备。
1937年到保定参加武术比赛，得冠军。准备第二阶段的散打，因家中拍来电报，他的二哥张琳去世，回家奔丧。
小小年纪，力大惊人，到雄县去买黑豆，4000多斤装了20多口袋，自己装车不用别人帮忙，一手攥口袋嘴儿，一手托口袋底部，口袋不沾身，扔上大车。几分钟时间，一气装完。当时赶集的人围了一大圈，看热闹的拍手叫“好”。
新城南关有一个饭店，老板外号“傻锁”。善摔跤，许多练拳的都不是他的对手。张珉在新城帮助父亲开祥胜镖局，“傻锁”早有耳闻，很想比试一下。有一天张珉和几个师兄弟来饭店吃饭，“傻锁”一见机会来了，于是上前打招呼，伸手向张珉的肩部抓来，张珉身穿一身白色的丝绸大褂，突然看见一双又脏又油的大手抓来，顺手一化，“傻锁”没抓着，紧接着，双手扑来，张珉一手擒住对方手腕，一手抓住手臂根部，顺势一捋，“傻锁”一下扑倒在地。只见他一个鲤鱼打挺，跳了起来，又扑向张珉，一贴身给张珉使上了“背胯”，一般使上就倒了。可“傻锁”背了三下也背不起来，只见张珉右手抓“傻锁”的大腿内侧，左手托腰，只听“哎呀”一声大叫，“傻锁”腾空而起，死死地摔在地上，张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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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腿一伸，把头给接住了。“傻锁”从此心悦诚服。
1937年，年仅20多岁的张珉，受父命参加了由当时姜冬生领导的“华北抗日自卫军”，任武术连连长，多次对日军作战，重创日寇。
后去北方，任北京警察中队长。当时任大队长的王建平、宁志远是中共地下党负责人，是张珉的结拜兄弟，张珉也协助二人做了很多工作，成为了生死之交，北京和平解放，二人离开北京。解放以后，王建平为东北炮兵司令，宁志远为察哈尔省省长，张珉另外一位结拜兄弟李学昌，新城高桥村人，后任南海舰队司令。
在北京工作期间，兼任北师大国术导师。由于人长的漂亮，武艺高强，人送绰号“粉面金刚赛罗成”。
1997年去逝，享年84岁。
五子张琨（1920—1990）：自幼习武，武功根基扎实，性格内向，不善言辞，功夫不在哥哥之下，解放后一直在新城县柳屯村教书，张琨为张氏武术的传承起了决定性作用。62年，在生活都极度困难的年代，人饿的走路都打晃，但张琨还是坚持将张家的武术传授给侄儿、儿子。张绍昌幼年随父学艺，到1962年高中毕业后，就一直跟在叔父的身边学武，可以说80%的技艺都是由叔父传授的。由于张绍昌练拳刻苦，天资聪慧，叔叔十分喜欢，爱侄儿胜过爱自己的儿子，将自己全部的技艺传授给他。张绍昌，不辜负叔父的期望，几十年如一日，坚持习武，广收弟子，将张氏武术传播发扬。
张老先生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武术事业。他武术超群，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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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高望重、虚怀若谷为大家所敬仰。老百姓为张老先生并送了两块匾，上书：“品艺高超”和“德艺双馨”。
十 宁玉碎 不为瓦全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军中一片混乱，群龙无首。张学良在北平，给张老先生来电，要老师护送其家属离开沈阳到天津。当时东北早已被日军控制，从沈阳到天津要通过日军把守的道道关卡，稍有不慎，就会搭上自己的性命，张长发与师弟杨化普，携子张琳历尽艰险，化险为夷，将张学良的家属安全护送到天津。
“七·七”事变，日军入侵中原，整个华北已被日军占领，当时的地方政府请张老先生当县长，老先生心想这不纯粹是为日本人干事当汉奸吗？于是断然拒绝。但又怕秧及家人，于是将全家人连夜坐火车躲到北京，并改名为张子祥，隐居起来。谁知，不到一个星期，便有人知道老人已来北京。当时任北京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的王克敏亲自登门，高薪聘请老先生担任华北国术馆馆长之职，老人不为金钱为动，婉言谢绝，又连夜离开北京躲到乡下徒弟祁庆元家。日子不长，当时北京市市长刘玉书（老人的弟子）又专程来请，并带着北京师范大学国术导师的委任状，并说：这次请老师出山，是在教育界干事，与政治无关，不会染上汉奸之名的。不得已，老先生才命四子张玉琪接任北京师范大学国术导师一职，替自己教课，自己又回到老家。
一九四二年，日军进行了残酷的“五一”大扫荡，抗日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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