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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期士人隐逸心态与山水自然观的形成
作者：辛玉彤
来源：《文学教育》2012年第06期
魏晋,时期时局动荡、黑暗，人们在社会实践上难有作为，只好将注意力转向观念领域，因此有极丰富、深沉、细腻的精神生活。并且由于政治上的抱负难以实现，文人们便纷纷或直接或间接地选择了隐逸之路。
魏晋时期虽然不少士人们选择隐居山林，但他们这么做却往往怀有不同的目的。《文选集注·招隐》题下注曾说:“隐有三种:一者，求于道术，绝弃喧嚣，以居山林；二者，无被征召，废于业行，真隐人；三者也，求名誉，诈在山林，望大官职，召即出仕，非隐人也，徼名而已。”[1]也就是说，他将这些隐士分为求道之隐士、出世之隐士和诈隐（渴望入世）之士。不过由于当时士人们受到儒、释、道多种思想影响，并不能将他们截然分类。例如葛洪是魏晋隐士的代表，他推崇“山林之儒”，[2]并明志曰:
执经衡门，渊渟岳立。宁洁身以守滞，耻胁肩以苟合。乐饥陋巷，以励髙尚之节，藏器全真，以待天年之尽。非时不出，非礼不动。[2]
可见，他将退隐山林作为修德保真的必要途径，为此他完全不惧怕隐居山林的艰险和困苦。他还说道:
衣不辟寒，室不免漏，食不充虚，名不出户，不能忧也。……洪尤疾无义之人，不勤农桑之本业，而慕非义之奸利。[2]
面对生活的贫困，葛洪仍保持了对“无义”现象的批判态度。身居山林依然坚守作为士人的那份道德信条。除葛洪之外，管宁、戴逵、皇甫谧等名士也都看淡名利，只求增进修养、渴望得道。西晋唐彬《临雍州下教聘处士》中记载:
此州名都，士人林薮。处士皇甫申叔、严舒龙、姜茂时、梁子远等，并志节清妙，履行高洁。[3]
即是对这些固守道德情操的隐士群体的记录与赞美。
魏晋士人生活方式和价值选择的分界在当时非常突出。如王坦之就对谢安有不少非议，温峤也曾问郭文说:“苟世不宁，身不得安。今将用先生以济时，若何?”郭文答:“山草之人，安能佐世!”[4]温峤侧重人伦责任、事功理想，郭文则表明顺应自然的超然心态，这与他们宗奉的儒、道信念有关。然而，魏晋士人的隐逸思想已更通达。葛洪说:“在朝者，陈力以秉事；山林者，循德以厉贪清浊。殊途同归，俱人臣也。……夫山之金玉，水之珠贝，虽不在府库之中，不给朝夕之用，然皆君之财也。退士不居肉食之列，亦犹山水之物也，岂非国有乎?”[2]仕则尽忠，隐则养德，正是儒家隐逸与仕宦观念的集中反映。葛洪甚至认为，有些儒者隐居要比出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