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ading地区劳动力成本较高而资本相对充裕，产业结构应该具有较大的资本密集度和技术密集度。例如，就劳动力丰富程度为y'的地区来说，与其资源禀赋相对应的产业应该是x'。
图5 地区比较优势与产业选择
在实施区域发展战略中，一方面，产业政策应该预见到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因而在产业选择上可以适度超前；另一方面，着眼于改善落后地区基础设施的投资，也不可避免地在资本密集程度上要高一些。因此，资源禀赋与产业结构的关系显示出如曲线YDX的形状也是恰当的。例如，在劳动力丰裕程度仍然为y'的情形下，与之匹配的产业可选择为x\。但是，把握这个适度超前的分寸有很大的难度，一旦超过必要的和合理的幅度，例如产业配置到了曲线YFX的位置，则意味着对地区比较优势的背离。这在图中显示的与同一地区y'相对应的产业资本密集度便为x\，对该地区而言，所配置的产业类型与其资源禀赋相比，资本密集程度无疑就过高了。那样的话，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则无从获得。
以人均收入衡量的发展差距，本身隐含着一个资源禀赋结构上的差异，即发达地区具有相对丰富的资本要素，从而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上具有比较优势；而相对不发达地区，则具有劳动力丰富和成本低的比较优势。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存在的资源禀赋结构差异，无疑可以成为中西部地区经济赶超的机遇。然而，“刘易斯转折点”到来后在中国出现的中西部地区工业化的赶超趋势，因其与普遍认为的中西部地区的比较优势不相符，存在着不可持续性。
衡量中西部地区制造业资本密集程度的具体指标，就是资本劳动比。这一比率在2000年以后呈迅速上升的趋势，速度大大快于沿海地区，而且经过2003年和2004年的快速攀升，资本密集化的绝对水平已经高于沿海地区。例如，2007年制造业的资本劳动比，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分别比东部地区高20.1%和25.9%。(20)也就是说，中西部地区制造业变得更加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化程度更高了。由于中西部
地区的新投资采用了比较先进的技术和工艺，在一定时期和一定限度内，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提高速度也快于工资水平的上升，因此，在一定时期内还有利于降低单位劳动力成本。(21)但是，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资本密集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则会遇到报酬递减现象。
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的继续，不利于“创造性毁灭”机制的形成，妨碍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目前，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主要表现为政府投资比重过高，相应地，中小企业遇到进入障碍以及其他发展条件如融资方面的歧视对待。2010年，在全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单位占比为42.3%；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资产总值比重为41.8%，它们的总产值比重为26.6%，利润比重为27.8%，主营业务税收及附加比重为71.7%，就业比重为19.2%。(22)
除了自身的规模经济因素外，一些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往往倚仗行政保护获得，虽然企业效率低下却因行政保护而盈利。这会妨碍企业效率的提高，从而影响整体经济的健康程度。政府如果出于对产值、税收、就业稳定性从而社会稳定的考虑，不情愿做出让低效率的大型国有企业退出经营的决策，结果必然产生对新技术应用的阻碍。
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上，可持续性的要求使加快技术进步、尽快把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转到技术进步等效率驱动轨道具有紧迫性。无论在中国的整个经济层面还是在企业层面，新技术并不是制约因素，至关重要的是采用新技术的激励机制和技术选择的适宜性。有经济学家认为，世界已有的经验、创意、科学知识等存量，是每个国家、每个企业都可以获得的，因此，这不是造成全要素生产率差异的原因。(23)而企业若长期处于行政保护的情况下，则会出现技术应用的激励不足以及技术选择不当等问题。这两个问题又是互相关联的，因为缺乏技术应用的激励，也就意味着缺乏合理选择适宜技术的激励。
我们用图6来说明。在各种技术已经存在的情况下，技术的应用主要是寻找、购买、借鉴、适应性创新的问题。然而，企业是否使用新技术，以及在何种程度上使用这些新技术，取决于使用新技术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的比较。也就是说，企业是按照使用新技术的总收益最大的原则做出决策的。如图6所示，MR表示的边际收益具有递减的性质，而MC表示的边际成本具有递增的性质，均衡的技术选择通常表现在两条曲线的交点上，即在图中的e点上，企业会做出t的技术选择。
图6 垄断如何妨碍适用技术的应用
在依靠易获得廉价的资金、土地和自然资源，以及限制竞争而经营的情况下，那些受行政保护的国有企业倾向于不使用更加有效率的新技术，或者扭曲新技术采用的决策原则，选择不适宜的技术应用，形成低效率的企业技术构成。这意味着图6中边际成本曲线向左上方的移动，或者边际收益曲线向左下方的移动，或者两者同时发生，使新技术的使用不能达到最佳的水平。即技术选择不是在t的水平上，而是在t'甚或t\的水平上。
其结果必然是，在剔除因行政保护而盈利的因素后，那些长期受保护的国有经济的低效率会显著地显现。例如，国外一项对中国企业的比较研究表明，私人企业的平均资本回报率比全资国有企业高出50%以上。(24)国外的另一项研究显示，在1978年—2007年间，使用官方数据计算的国有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为1.36%，非国有部门则为4.74%，前者仅相当于后者的28.7%。(25)
受行政保护的国有企业的存在，会同时妨碍通过企业的进入和退出形成优胜劣汰机制，因而难以具有产业内资源重新配置的效率，在这一情况下，整体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表现必然欠佳。例如，一项计量经济学研究发现，由于存在资源重新配置障碍，导致中国工业企业资源配置不当，部门内企业间的资本和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差异巨大。该模拟研究表明，如果中国工业企业之间的要素边际生产力差异缩小到美国的水平，则中国工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可以提高30%到50%之多。(26)
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27)要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同时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28)
五、结语
自从索洛奠定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石，全要素生产率对于打破资本报酬递减，从而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决定性作用广为接受，并且得到越来越多经验研究的支持。例如，经济学家所做的此类研究已分别证明，全要素生产率可以解释国家之间在人均收入水平上的差别、苏联等计划经济的崩溃、日本经济“失去的10年”，以及许多高速增长国家减速的原因。(29)毋庸置疑，全要素生产率也必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一些国家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一些国家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而另一些国家可以避免或者摆脱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困扰。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在为中国制订和实施“十二五”规划提供建议时，不无针对性地提出，中央政府应该改变用GDP考核地方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之政绩的做法，代之以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进行相应的考核和评价，特别是建议把整个经济分解为若干部分，进行全要素生产率的统计和核算。(30)从理论上说，既然中国的地方政府不仅有着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强烈动机，而且在执行中央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要求时，有强大的力度和良好的效果，因此，这个建议就激励和引导地方政府转向更加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来说，无疑是十分有意义的。
从历史上看，新加坡的经验也证明，政府是否认识到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性以及改善途径，对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并非无足轻重。在经历了扬和克鲁格曼等人对新加坡增长奇迹的质疑和批评，以及经济学家关于东亚经济增长模式和全要素生产率表现的大争论之后，新加坡政府尽管并不认可经济学家对其增长模式的批评，但采取了“宁可信其有”的正确态度，特别是更加认识到全要素生产率对于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性，因此设下了全要素生产率每年提高2%的目标。(31)或许也正是因为如此，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最终没有让那些经济学家的预言成为现实。
无论就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来说，还是就工业部门内部和企业内部的微观生产效率来说，中国仍然有着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巨大空间。不过，显著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确需要一系列入力资本条件和制度环境。显然，这些因素以及相应的改革，应该是一个独立的研究课题。 注释：
①G. D. Hansen and E. C. Prescott, \92, no. 4, 2002, pp. 1205-1217.
②Masahiko Aoki, \China and Japan,\Transition,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Forthcoming.
③Paul Krugman, \ ④Alwyn Young, \Review, vol. 38, no. 3-4, 1994, pp. 964-973.
⑤C. Marti, \Working Paper, October 1996, Zuri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