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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十七年”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
【教学目的、要求】：
了解十七年时期的文学环境，理解当代文学规范的建立过程。 【教学重点、难点】：
十七年文学体制的建立，第一次文代会，建国初的三次文艺大批判，“双百方针”，文艺界的反右斗争。
【课时】：2学时 【教学内容】：
一．第一次文代会——当代文学的起点
1949年7月2日至19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党的重要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参加大会并发言，周恩来发言称之为“从中国第一次大革命以来逐渐被分离在两个地区的文艺工作者在今天的大会师”。 这次大会的目的就是要把各路文艺大军团结在社会主义文艺大旗下，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而创作。国统区代表茅盾，解放区代表周扬分别发表讲话。但是茅盾的讲话重在“检讨前国统区的革命文艺运动中的种种错误倾向”，意在“总结教训”；周扬的讲话介绍了解放区文艺的经验，而这理所当然地成为今后新中国新的文艺的方向。
意义：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标志着当代文学的开始，对我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总结了“五四”以来新文艺运动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的地位，将“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确定为新文艺的唯一正确的方向；成立了“文联”（全称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选举郭沫若为主席，周扬、茅盾为副主席），实现了党对文艺的绝对领导。
附：第一次文代会的重要文献 周恩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郭沫若：《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 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文艺》 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
二．建国初的三次文艺大批判
十七年时期文艺界斗争频繁，文学批评被作用于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重要手段，几乎每一次政治运动都在文艺界鲜明地反映出来，甚至许多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就是由文艺论争开始的。
（一）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1．电影《武训传》简介
《武训传》由孙瑜编导，由赵丹主演，昆仑影片公司拍摄，1950年底拍摄完成。电影以清末鲁西堂邑县农民武训的事迹为基本内容拍摄，讲述了农民武训具有传奇色彩的行乞兴学的故事。影片1950年12月，影片在全国上映，引起了文艺界和整个社会的巨大反响，曾被推选为当年的最佳影片。
2．《武训传》的问题及批判：
电影一开始受到了高度评价。全国各地的报刊杂志，登载了大量肯定、赞扬的文章。有的称武
训是劳动人民从文化上翻身的“一面旗帜”，赞扬他那为劳动人民的子弟能够受教育而实施的“苦行主义”，一些文章甚至从理论上探讨了“武训精神”、“武训道路”。1951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在全国开展对《武训传》的讨论。
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这篇社论经过毛泽东大量修改、并最后定稿。社论认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电影将武训的道路与中国革命相提并论，称为老百姓对付狗官恶霸的“一文一武”，认为被压迫者的解放可以通过教育而不必经过革命手段来得到。承认或者容忍歌颂武训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的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并强调，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竞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自此，一场文艺界的批判运动逐步展开，并发展为一场全国规模的群众性的批判运动。
武训的主要问题，歌颂了不应当歌颂的人物，宣扬了历史唯心主义观点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所以，对《武训传》的批判的实质就是文学创作应该如何反映历史人物的问题，这是斗争的核心。
3．教训
批评的简单、粗暴，把本属于文艺的问题上升到政治的高度上来，对作家形成了政治压力，在创作界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二）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 1．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
俞平伯是“新红学派”的主要代表，他于1923年成书的《红楼梦辨》和胡适前著的《红楼梦考证》同属于该派的奠基之作。他们把美国哲学家杜威的实证方法同中国传统的考据、评点结合起来，对《红楼梦》的作者和版本作了大量去伪存真、核实正误的工作，以富于创见的阐释，推翻了自晚清以来颇有声势的“旧红学派”的虚妄臆测和索隐附会，开创了红学研究的现代格局。从批评方法的角度看，其研究具有传记批评和形式批评的某些特征。建国后，俞平伯在《红楼梦辨》的基础上未作重大修改，更名为《红楼梦研究》出版。后来又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文章，如《读红楼梦随笔》、《红楼梦简论》等。不久，又将他几年来创作的单篇论文结集为《红楼梦简论》发行。
2．“两个小人物”
1954年，刚从山东大学毕业的两名青年学生李希凡、蓝翎对俞平伯的研究观点和方法提出了异议。他们的论文《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分别发表在1954年9月号的《文史哲》和1954年10月10日的《光明日报》上。李希凡和蓝翎运用社会历史批评和现实主义理论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进行批判。他们用现实主义胜利说批判了俞平伯的“色空”说。用人民性的标准批判了俞平伯的传统性。可以说这一批判把社会历史批评引进了向来保守的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并由此波及整个文化学术界，这无疑是一场批评方法的变革。《文艺报》在转载了他们的相关论文并加了比较谨慎的按语，认为“观点应引起注意”，但“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
二人的论文和《文艺报》的冷淡态度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毛泽东肯定了两个小人物的批判，认为这种批判是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并亲自发动和领导了这场运动。自此，全国文艺界、文化界及整个政治领域迅速掀起了一场思想批判运动，其规模之大超过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整个批判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一方面是批判《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进而发展为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实用主义的清算；另一方面是对《文艺报》的“错误”的批判。
3．教训
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只是导火线，批判的主要批判胡适自由主义思想，清除其思想在大陆的蔓延。然而，这种批判将学术问题定性为“政治问题”，不少批判都未能采取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未能将研究者的学术观点和政治立场区分开来。所以，这种批判是粗暴的、轻率的，对
学术界产生了不良影响。
（三）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 1．胡风及其文艺思想简介
胡风，原名张光人，著名的左翼文艺理论家。抗战爆发后，先后主编文学杂志《七月》、《希望》，并担负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研究工作。
由于不满当时批评界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作风，1954年7月，胡风向党中央提交了《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报告》，它曾被称为“三十万言”。《意见书》内容非常广泛，它从共产主义世界观、工农兵生活、思想改造、民族形式、题材等方面对当时的批评界进行了批判，提出了“五把刀子说”。《意见书》建议文艺界从理论到组织需要全面改革，并提出了具体的规划和措施方案。
2．对胡风的批判：
对胡风的批判1955年大规模开始，最后定义为“胡风反革命集团”， 并在全国掀起了“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政治运动。胡风及其追随者被捕入狱，2100人受到牵连，逮捕92人，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78人中，有路翎、阿垅、鲁藜、牛汉、绿原、吕荧、贾植芳、王元化、何满子、曾卓、张中晓等。这是建国后一起罕见的文字狱冤案。
3．教训：
胡风一案是被有些学者认为是20世纪中国非常重要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它使文艺界的空气日益紧张，在政治对文艺的密切控制和严格要求下，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泛滥。同时，胡风事件也体现出左翼阵营内部的思想分歧。
三．“双百方针” 1．“双百”方针提出的历史背景
1956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长期的基本方针。
它的提出，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
国内背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国的主要矛盾已经由阶级矛盾转移为人民内部矛盾。 国际背景：总结吸取苏联的教训，发扬民主的要求。 2．“双百方针”的具体阐释：
陆定一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做出了具体的阐释：“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判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坚持自己意见的自由”。一方面对自由的范围做出了限制：“人民内部自由”，一方面对确定敌我阵营界限的标准并没有具体说明。
3．影响：
①鼓舞了一大批来自五四的老作家的创作，周作人、沈从文、王静之、徐玉诺、陈梦家等。 ②出现了“干预生活”的作品和表现“人性、人情”的作品。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李准：《灰色的帆篷》，耿简：(柳溪)《爬在旗杆上的人》，李国文：《改选》，宗璞：《红豆》等，创作界出现了繁荣的局面。
③围绕着反对理论批评中的教条主义和创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展开了关于我国古典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关于典型，关于形象以及美等多种学术问题的讨论。秦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 ，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巴人：《论人情》等。
四．文艺政策的调整及“左”倾文艺思想的纠正
1957年4月，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主要是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