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楷书领域，同样是颜真卿开辟了新的天地。他取褚书风格中厚重宽博的一面，增益以篆隶的质朴恢弘，不斤斤于点划的流美华饰，独求气象之高古肃穆。其合作，雄伟卓壮，庄严端悫，雅有庙堂之气，精神直逼汉隶周金。其阳刚豪健、巍峨庄严处，有如岱岳之俯视众峰，令人气为之敛，诸家所不及，是楷书笔法体势之中，最为浑穆者。其楷书在精神上恰与盛唐气象相契，故往往与杜诗、韩文同被誉为盛唐气象的写照。最为著名的楷书作品有《多宝塔碑》、《大唐中兴颂》、《麻姑仙坛记》、《颜氏家庙碑》、《颜勤礼碑》等。
《多宝塔感应碑》天宝十一年（７５２）立，岑勋撰文，颜真卿书，徐浩题额，字行间有乌丝栏界格。现藏西安碑林。为鲁公四十四岁时所书，其时自家风格尚未完全明晰，因而带有较多时人追求匀稳平和的特点。明孙鑛称：“此是鲁公最匀稳书，亦尽秀媚多姿，第微带俗，正是近世掾史家鼻祖。”但其字结构重心稍稍偏上，已经初具庄严肃穆、大气磅礴的特征。
《颜勤礼碑》，全称《唐故秘书省著作郎夔州都督府长史上护军颜君神道》，大历十四年（７７９）立于长安。碑阳十九行，碑阴二十行，各三十八字；左侧四行，行三十七字碑。石今在西安碑林。此碑为颜真卿六十岁时所作，已经完全体现出了颜体的特征。笔划轻处细筋入骨，重处力举千钧；结构宽和博大，
开张雄浑；章法茂密饱满，苍茫浩淼。整体看来，风度端严卓越，气象高华雄伟，神威凛凛，不可侵犯；而仔细品味，却又平和中正，温文尔雅，无一丝烟火气。可谓“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如其为人，深得儒家刚健有为而又中和渊雅的精神。这既是颜真卿书法艺术完全成熟后的杰作，又可以被看作楷书艺术最具典范价值的作品之一，具有无可替代的艺术魅力。
至于同时的徐浩等人，虽然大邀时誉，但气魄、开创均较鲁公远逊，只可称一时名家而已。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盛唐时期如此繁荣、如此富于创造力的局面，在书法史上确实是前所未有、此后也是罕见的，它反映了唐代书法的基本品格，是开拓的、有包容性的、阳刚的，在书法史上是可以被称作一个高峰的。从此以后，晋、唐双峰并峙，构成了书法的一个基本传统。 四、晚唐五代
大历年间，随着颜真卿、怀素等书家的逝去，唐代书法的创造力和包容性走向衰弱。篆隶重新沉寂，行书陷入“院体”的窠臼，草书在狂僧的手里空馀躯壳，惟有楷书仍有后劲，但也失去了颜真卿的那种气魄。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对书法的价值进行了重新审视，对书法的意义重新作了定位，一方面给书法戴上儒家伦理道德的帽子，另一方面开始建立一种视书法为雅玩的心态，从而启开了“尚意”书风的一角幕布，开始向新的时代转化。
晚唐书坛最重要的书家是柳公权。柳公权（７７８～８６５），字诚悬，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以善书被穆宗召为右拾遗，充翰林侍书学士。以后历敬、文、武、宣、懿数朝，多数时间在兼任其他职务的同时，侍书内廷，颇得皇帝的信任，文宗曾许为“锺王复生，无以加焉”。官至太子少师，人称“柳少师”。咸通初以太子少傅致仕，曾受封河东县伯、郡公。卒赠太子太师。
他的楷书，人称柳体。他初从右军入手，遍学当代名家书法，将欧书之紧而险、褚书之流而畅、颜书之庄而厚合于一炉，浑融无间，成就一种法度精严、筋骨劲健的书风，可谓集唐代楷法之大成。其风格在当时即已产生广泛影响，“公卿大臣家碑版，不得公权手笔者，人以为不孝”，声名及于域外，“外夷入贡，皆别署贷贝，曰：?此购柳书。?”。宋代以后，苏轼指出其字渊源颜真卿、范仲淹提出“颜筋柳骨”的概念，从此与颜真卿并称“颜柳”。 但需要指出的是，柳氏对于书法的态度，与前此的书家已有不同。他耻于侍书之职，不再视书法为不朽之盛事，并以“心正则笔正”来劝谏君主，显然更加注重的是儒家所强调的事功而非艺术，这或许意味着张旭“一寓于书”的艺术精神无可避免的消失。另一种对于书法的态度——“雅玩”——宋人的观念，即将取代盛唐的精神。
传世书迹有《金刚经》、《回元观鐘楼铭》、《玄秘塔碑》、《神策军碑》、《送梨帖跋》、《蒙诏帖》等。
《玄秘塔碑》，唐会昌元年（８４１）立石，裴休撰文，柳公权书。全称《唐故左街僧录内供奉一教谈论引驾大德安国寺上座赐紫大达法师玄秘塔碑铭并序》。碑文计１５１２字，原石今在西安碑林。点划轻重得体、遒劲爽健，结构内紧外放、峻峭端严，章法疏密合度、驰张入理，通篇看去，骨力清刚而又圆融朗畅，令人神清目健，堪称唐楷后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