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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亲属关系通则立法研究
夏吟兰1，李丹龙2
【摘 要】我国现行《婚姻法》对亲属制度的一般性规则未作明确系统的规定，这与我国婚姻法长期以来的立法目的与法律存在形式有着深刻的关系。在民法法典化过程中，在婚姻家庭编中增设亲属关系通则，既是在法律形式上实现体系化的必然选择，也是达成法律内部逻辑完整性的基本要求。我国亲属关系通则的制度构建离不开对亲属伦理的认识和对现实问题的回应。在宏观审视制度架构及主要内容基础上，对亲等的计算方法、近亲属范围的确定等主要争议问题提出观点和看法。 【期刊名称】现代法学 【年(卷),期】2017(039)005 【总页数】11
【关键词】亲属关系；体系化；亲等；近亲属 部门法研究
亲属，是基于婚姻、血缘和法律拟制而形成的社会关系。亲属关系一经法律调整，便在具有亲属身份的主体间产生了法定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婚姻家庭领域中各类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都是以特定的亲属身份为发生依据的。亲属关系在其他法律领域也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对亲属关系进行一般性规定，是统一我国亲属法制的客观需要[1]。
我国现行《婚姻法》对亲属制度的一般规则未作明确系统的规定，有关亲属关系的范围、效力等散见于各个单行法规，这与我国婚姻法长期以来的立法目的、法律存在形式有着深刻的关系。1950年《婚姻法》是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
部重要的基本法律，肩负着中国法律“废旧立新”的重任，其目的是建立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1950年《婚姻法》的目的是要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该法27个法律条文中仅有4条涉及亲子关系，对其他家庭成员及其他亲属关系未作规定。。1980年《婚姻法》尽管勾画了婚姻家庭法律制度体系框架，立法重心开始“从改革婚姻家庭制度转移到稳定婚姻关系、保障和发展婚姻家庭建设上来”[2]10，但其“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指导思想，仍然留下了许多立法空白与需要完善之处。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在1980年《婚姻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完善了我国的婚姻家庭立法，但对亲属制度、家庭关系部分所作规定仍显粗疏*现行《婚姻法》(修正案)共有条文51条，直接涉及亲子关系或其他家庭成员关系的只有13条。。
在21世纪初的民法典草案编纂活动中，婚姻家庭法作为民法典组成部门已经被学术界的大多数学者和立法部门所认同*巫昌祯会长带领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的团队起草了2002年全国人大法工委组织编写的《民法典草案》中的《婚姻家庭编》与《继承编》。有关《民法典草案》的专家建议稿分别是：梁慧星.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徐国栋.绿色民法典草案[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王利明.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及说明[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在民法法典化过程中，对婚姻家庭编具体架构设计也引发了学界广泛讨论，在婚姻家庭编中增设亲属通则，完善体系架构、填补立法空白，已成为学界专家共识[1][3]。
一、制定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亲属关系通则的必要性
现代各国法律有关亲属关系的立法例，主要有总体限定与分别限定两种立法模式。前者主要为大陆法系国家采用，以成文法的形式在民法典亲属编设专章或专节从总体上概括规定亲属的种类、亲系和亲等等问题，如《德国民法典》《瑞士民法典》《意大利民法典》。后者，以英美法系亲属法为主，调整亲属关系的规定散见于各个单行法规，在具体的亲属关系或法律事项上，分别就禁婚亲、扶养、继承、监护等方面亲属的效力作出规定，如《英国家庭法》《英国收养与儿童法》等。
我国婚姻法自革命根据地时期便参照苏维埃婚姻家庭法，独立于民法典而单独存在，对亲属关系的规制一直采分别限定模式，对亲属关系从未作出通则性规定。已有法律实践表明，分别限定模式不仅削弱了婚姻法的权威性，也造成了相关法律规定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和司法实务中的紊乱与立法资源的浪费。立足于我国的基本国情，借鉴西方已有立法经验，对我国亲属关系通则进行立法填补，改分别限定立法模式为总体限定立法模式，已成为多数专家的共识：对于亲属制度应当从基本法的层面上作出系统的、一般性的规定，从立法体制与法律分工来看，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无疑是婚姻家庭法的紧迫任务[2]12[3]。 (一)制定亲属关系通则是实现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亲属关系规范一致性的基本要求
1.现行相关各法律规定之间矛盾冲突存在造成法律适用不明
已有法律和司法解释在亲属关系问题方面的矛盾与冲突主要体现在对近亲属范围的规定上，《婚姻法》在第三章家庭关系中规定的相互间有权利义务的亲属包括夫妻、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