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ading2．钱起绝大部分作品抒写甘于清贫、随遇而安、请先恬泊的心境。钱起的诗主要有：送别诗、奉和诗、风景诗。钱起以精工新巧一变盛唐浑厚质朴的诗风，成为大历诗歌趋新写意倾向的代表，对韩孟诗派产生直接的影响。
3．卢纶的诗集中地体现了大历时期在社会动乱中成长起来的一辈诗人落寞而早衰的心态。 二 刘长卿（字文房）与韦应物（韦左司、韦江州、韦苏州）
1．刘长卿的诗有明显的写意倾向，首先表现为善用表情词来传达内心的情绪体验。其次，刘长卿的写意倾向又表现为以速写式的白描勾勒景色，画中显意，画外见情。七律到刘长卿手里，变盛唐时的雄壮伟丽、通体浑成为中唐的坦迤.
2．韦应物曾两次辞官隐退，一是唐玄宗死后，他有一种深沉的失落感。在仕途上失去依靠，不受重用，而感到人生抱负难以实现。二是向往宁静、淡泊、自由自在的人生境界。 3．韦诗的两个主要特点：一是颇近兴讽。二是自称高雅闲淡的诗风。“高雅闲淡”首先是一种人格精神的境界，其次是这种人格精神通过诗歌外化出来，“则表现为对和谐的情境、冲淡的气韵和悠闲简洁的风格的追求。
三 韩孟诗派（主要诗人有贾岛、李贺、卢仝、马异、刘叉等人）
他们直接继承杜诗的写意，把屈原《离骚》以来缘情抒愤的传统和对作文的命意、笔法的借鉴结合起来，确认了自己的“不平则鸣”的写意道路，以个体矫情越俗的意趣代替杜诗维护社会整体和谐的意旨形成追新逐奇、趋陷入怪的诗风。
1．韩愈（字退之）对于诗歌创作，注重的是高扬个体意识，翱翔云天。韩愈的“以文为诗”，是其文以明道，“师其意，不师其辞”，“惟陈言之务去”的作文精神来写诗。
2．韩诗的奇险：首先表现为以“险语”、“高词”来运奇思、造奇境，抒写矫情越俗的意趣。其次表现为以“文从字顺各识职”的古文笔法，形成雄奇纵恣、壮浪狂放的阳刚气势。 3．韩愈以古文笔法写诗的缺陷：一是有些诗大量运用虚词，几成押韵之文；二是有些诗长篇议论，缺乏感性形象，注重了理趣而相对忽略了情趣；三是用辞赋家铺张雕绘的手法作诗，铺排堆砌佶屈聱牙的怪字，损伤了诗歌的艺术感染力。
4．韩愈“以文为诗”开创了中唐诗歌以“奇险”写矫情越俗的意趣的一路，而成为韩、孟诗派的鼻祖，对宋诗的重理趣、散文化、议论化和清代郑珍、黄遵宪等人的诗歌创作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5．孟郊（字东野）
苏轼在《祭柳子玉》中曾提出“郊寒岛瘦”之说。“寒”首先是孟郊的性情气质的特性，然后才是孟郊诗的风格。孟郊所处的时代环境和个人遭遇使他形成了“寒”的“心气”。孟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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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描写贫寒的生活体验，是诗人高洁孤直个性的外化。
6．孟郊诗歌的“深奇”表现在思奇和语奇。思奇，是指诗人能以独特的人生见解和审美体验去处理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事件和吟惯吟熟的题材，展开艺术构思，化俗为雅，熟中出奇。语奇，是指孟诗的语言经过千锤百炼，既坚瘦、奇峭、有骨力，又能文从字顺。孟郊喜欢用苦、寒、瘦、老、骨、病、冷等字来描绘自我形象。
7．韩诗的“奇险”，往怪往幻处高拔，展现为一种壮浪狂放的阳刚之美；孟诗的“深奇”往深往幽处隐秀，呈现为一种柔中寓刚的幽伤美。 8．贾岛（字浪仙，一作阆仙，法号无本）
孟郊《戏赠无本》诗称赞贾岛“诗骨耸东野，诗涛涌退之”。
贾岛和孟郊都是苦吟诗人苦吟不仅仅是练字、炼句、炼意的问题，其实是因诗人心灵感受、审美体验的细腻精微很难精确地表现出来而使他们不得不去反复斟酌，沉溺于艺术构思之中。贾岛的苦吟就是将其诗意不断地“瘦”化的过程。
9．李贺（字长吉）诗的特点：一是其诗与韩孟诗一样，都是抒写物不得其平则鸣的意气；二是在诗歌创作中他们都是追求奇变。李贺在诗歌艺术创作中追奇求变，形成了自己的奇诡冷艳的抒情方式。李贺的“冷艳”是指他善用色彩的组合来构成如迷如梦的意境。 四 刘禹锡（字梦得）与柳宗元（字子厚）
1．刘禹锡与白居易齐名，世称“刘白”。他的诗有三个特点：一是托物言志，抒写自己顽强不屈的政治情操，讽刺陷害革新派的政治小丑。二是借古讽今，抒写历史兴亡的感叹，用暗示对统治者示以警戒。三是抒写对宇宙人生新老交替规律的深刻领悟。
2．柳宗元以抒写自己仕宦沉浮的遭际、自持高洁的理想情怀和思亲念友的诗歌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具体有两点：一是以感叹的语调，运用数字进行高度的艺术概括，呈现一种浑厚之美。二是善于通过景物环境的渲染来烘托心绪，呈现为一种沉雄的美。 五、元结与大历、贞元其他诗人
1．元结（字次山）和杜甫在政治上都坚定地尊奉儒家仁政爱民的思想，在诗歌发展史上都是在盛唐末世开中唐风气的诗人。元结在理论上倡导儒家风雅比兴的讽喻精神 。诗歌主张远承《诗大序》，近承陈子昂的“风雅”、“兴寄”，而直接成为元稹、白居易诗论的先导。 2．元结的讽喻诗多采用序诗结合的形式，序交代写作原委，诗则夹叙夹议，铺叙时事，以议论点明旨意。直接以时事入诗，感事兴讽是元结这类诗的重要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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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白居易与新乐府运动 一 白居易、元稹的新乐府运动
1．“新乐府”一词出自白居易的《新乐府序》，其特点有：强调端正诗歌创作方向；强调恢复古乐府的“写实”传统（白居易 《与元九书》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强调恢复《毛诗序》风雅比兴的美刺传统。
2．白居易的讽喻诗的特点：惟歌生民病；揭露弊政，讽刺统治阶级的荒乐；讽刺穷兵黩武和边将的欺世盗名。
3．如果说同时以时事入诗，杜甫的“诗史”重在感意写事，元结、顾况的讽喻诗是为了兴讽，那么白居易的讽喻诗是为了美刺。由杜甫的感事写意，到元结、顾况的感事兴讽，再到白居易的感事美刺，揭示了中唐新乐府诗歌逐渐由写实转向讽喻，再走向美刺的创作轨迹，诗歌与政治联系越来越密切，感性的成分逐渐分化，而理性的成分逐渐加强。 4．白居易的讽喻诗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特色： 因事立题，主题专一明确； 采用叙议结合的写法；
运用肖像、心理、细节等白描手法来刻画人物形象； 鲜明的对比手法；
形成朴实直切、浅易通俗的语言风格。 二 元稹和中唐其他乐府诗人
1．元稹（字微之）与白居易、李绅等人就深以杜甫“为是为当，遂不复拟赋古题”，而坚持讽兴时事、感事美刺的创作取向。元稹的抒情小诗善用速写式白描来传神。 2．感性与情韵摇曳为盛唐诗歌的风神，感事美刺则沉淀成中唐讽喻诗的气骨。
3．张籍（字文昌）长于乐府，其作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感事兴讽，另一类描写世俗日常生活和山水风景。他的五律如《蓟北旅思》、《宿溪中驿》、《没蕃故人》、《春日留别》，劲健清雄，脱落尘想，情感真挚。
4．王建（字仲初）与张籍乐府齐名。在乐府诗史中，二人的乐府诗“专以道得人心中事为工”，严羽的《沧浪诗话·诗体》称为“张籍王建体”。王建乐府诗的“从俗”，一是指他的乐府诗较多地描叙民间的文化习俗，以俗事俗语入诗；二是指他的乐府诗善于把内心的感受和意图深藏于所描写的日常生活图景中，使人不易察觉。
5．盛中两唐乐府诗发展线索：（1）杜甫“即事命篇，无复依傍”的乐府诗，开创了了感事写意的创作道路；（2）元结、顾况的乐府诗发展为感事兴讽，重点在讽喻警戒；（3）元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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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沿着杜甫的感事和元结、顾况的感事兴讽，而走向“美刺见事”，侧重于干预政治、批判现实、注重诗歌的教化功能。
6．张籍、王建在元、白的感事美刺和韩、孟的不平则鸣、抒写矫情越俗的意趣之间摇摆，在两派的边沿地带抒写文化习俗、民间日常生活，描写自然山水风景，变现平淡冲和的意趣而独树一帜，是为唐代乐府诗的流变。
第八章 晚唐诗歌 晚唐诗歌可分为：
大中诗坛（以杜牧、李商隐为代表，包括温庭筠、许浑、刘沧、赵嘏、薛能等人） 咸通诗坛（以皮日休、韦庄为代表，包括于濆、罗隐、杜荀鹤、曹邺、刘驾等人） 唐末诗坛
1．杜牧（字牧之）的诗歌以反映国事民生、咏史和写景抒怀三类诗最能体现其创作特色。杜牧反映国事民生的诗能把感叹时事和抒写意气有机融合，展现出雄姿英发的政治个性。杜牧的咏史七绝最能体现诗人“高绝”的审美趣向。
2．杜牧的咏史诗，继承了刘禹锡咏史诗的沉雄婉曲和似议非议、有论无论的笔法，以精神细巧的构思和高度的艺术概括能力借古讽今，形成自己宏丽豪艳的抒情风格。
3．李商隐（字义山）在文学理论上主张自由地抒写作家在社会生活中的情感体验。明确地反对在文学创作中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来抑制和反对自由抒情发奋的道学观。他上承韩愈的“不平则鸣”，下启苏轼的“文以达吾心”。
4．李商隐的诗作主要分政治诗、咏史诗、咏物诗、爱情诗、无题诗五类。
6．李商隐的政治诗直接继承杜甫感事写意的创作精神，抒写重大的社会事件，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他的咏史诗直接继承了刘禹锡咏史诗借古讽今的创作精神，并在咏史中寄寓了自己怀才不遇的身世感伤。他的咏物诗继承屈赋“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感士不遇的创作精神，托物传达自己的身世感伤。他的爱情诗继承《诗经》中《秦风·蒹葭》和《周南·汉广》咏唱迷惘感伤、可遇不可求的爱情传统，直接抒写自己独特的爱情体验。
7．李商隐的无题诗：第一，诗人有意隐秘题旨。李商隐以“无题”为题的诗有15首。而以首句二字为题的诗，习惯上也归于无题诗。第二，由于诗人有意隐秘题旨，因而他更多的是根据意识流动的需要，把内在的情感体验外化为一串串具有情感逻辑的意象，使得诗歌呈现委婉深曲的朦胧美。
8．（1）杜甫以前，中国诗学主要有三大传统：“言志”、“缘情”、“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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