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伦理与中国当代伦理的差异及表现

新教伦理与中国当代伦理的差异及表现

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是新教的宗教观念对经济日常社会准则的影响，因为新教认为现世的目的完全是为了“荣耀神”，为了此世的整体生活而工作，因此，新教下的社会伦理，是克服自然状态，克服传统主义，恒常反省，有秩序的生活态度。

中国的伦理，尤其是世俗世界的伦理体系，主要是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一套社会生活准则，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农业经济为主要支撑，家产官僚制为主要的政治形式，宗教依附于皇权存在。儒家的理性主义，更多表现在人生合理性的规划以及伦理方面的诉求。中国的传统文化，缺乏形而上学的学理论述和宗教情感的终极关怀，更多关注的，是世俗社会本身以及人作为社会的一份子，如何有价值地在这个庞杂的体系中更好地生活，并且维持这个秩序的稳定性。

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话题，从三个角度出发的话，我认为新教伦理和中国当代人的伦理在如下几个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

1.人际关系和家庭关系

西方人的人际关系，尤其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外在显现上并无特别的熟络热烈，人际关系也比较少的与家庭关系和亲戚裙带相关，家庭之外的人际关系比较单纯直接，对于不喜欢的人和生活方式，也不会特意讨好逢迎，相对独立自由。而在家庭层面上，西方家庭相对理性，父母不会过多干涉子女的自由，也不会持续性提供经济支持，主要源于西方观念的自由平等和奋斗进取精神。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是相对平等的，家庭是“具有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之市民的经营。”家庭作为社会的一个小单位，自然如此。当子女成人，有足够的能力可以获取资本的时候，就要通过自己的来动来创造价值。

西方没有中国一样的血缘纽带作为社会关系的强烈支撑，而在中国，由于家庭间的人际关系始终是无法回避的重要话题，因此，相当多的人际交往时间是在家庭内部，逢年过节的走亲戚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形式。生活方式的西化，并不能阻止传统的民俗活动。家庭关系中，长辈代表权威。传统中国的农业经济注重经验的积累，而老人的经历正是经验在时间流逝中的显现，老人的经验于社会生活是一套非常有效的办法，因此，长辈是权威的象征。子女要孝敬父母，听从长辈的教导，本身作为一个“依附”和学习的身份存在，因此，家庭内部之间的人际关系虽然复杂，但是有着毋庸置疑的权威导向。子女固然要创造价值，但是成家立业的本质不仅仅是资本的积累，财富的创造，而是传宗接代延续宗族，在一代又一代中传承家族的传统和经验。即使在当代中国，这种关系依然存在，不论现在的年轻人多么强调

社会发展的迅猛导致的对经验的怀疑，孝敬父母，听取长辈的建议，已经作为传统美德继承下来，并且在当代社会依然是维系家庭稳定和社会稳定的重要观念。

2.社会秩序

在人际交往中，理性的思维方式就非常明显地影响了西方的人际交往模式。西方的社会秩序，是法律和行政的理性结构。公私的界限，社会与家庭之间的界限相对分明。家务事和社会事务可以分开谈，两者混为一体的交谈而往往被认为是不礼貌的，粗鲁的，不恰当的交流方式。当然，当代社会，不同文明，宗教之间的冲突对西方相对理性的社会秩序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其他文明的形式影响了西方现有的理性秩序，从而造成了诸多社会问题。 乡土社会的人际关系正是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普遍好面子，热络好客，其中一个原因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家庭内部的血缘关系给冲突矛盾一个较好的缓冲区域：即血浓于水，人际关系的包容性相对较好。中国社会是一种差序格局：“从己向外推以构成的社会规范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每根绳子被一种道德要素维持着”、“在我们的传统道德系统中没有一个像基督教里那种?爱?的概念，而且我们也很不容易找到个人对于团体道德要素。”【1】(费孝通 《乡土中国》) 维持社会的稳定，是中国社会活动和人际交往的一个重要准则，因此，在文明冲突日益严峻的当代社会，中国文化传统中“以和为贵”就显得尤其珍贵。

3.人生态度

随着现代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对于宗教的看法日益多元化。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长期宗教信仰浸润下的西方社会，对终极关怀的信仰始终存在，这是西方文化价值的核心。西方人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形式往往积极进取，正如前段时间 的《疯狂动物城》表达出来的西方核心价值观念一样，在这个世界上通过努力拼搏促进社会发展，就是进一步的“理性化”“规范化”。在宗教的影响下，尤其是新教伦理下，个人价值的实现，是神的旨意，个人的奋斗，正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否是上帝的选民。为了荣耀神——禁欲——劳动为禁欲的手段——劳动创造价值——资本形成——为了应对资本，个体被迫卷入经济社会。资本主义的发展在韦伯看来正是一种外在显现“通过禁欲的强制节约而导致资本形成”，而这也造成了一种“功利化”的倾向。

而中国社会的人生态度在个人身上则显示的较为矛盾。一方面，士人阶层在韦伯看来，是皇族的家产官僚，他们的目的，是帮助维持最高权力的稳定和延续中国人在社会活动的层

面上，从修身开始做起，凭借不断努力，齐家，治国，平天下。士人阶层的最高目标，是通过改革促进社会的稳定，避免战乱，自然灾害等对百姓的影响。但是，由于专制皇权的局限性，士人阶层往往在出世的路上坎坷不顺，因此，道家学说成为他们面对人生的一种态度。对于士人阶层，道家学说是排解忧愁的重要内容，借此在精神和艺术的世界里追求个人的境界升华和人生完满。对于下层百姓，道家（包括受儒学影响的佛教学说）是面对残酷世界的精神支柱，再这样的自我嘲解和自我安慰中，找到生存下去的勇气。因此，在中国的气质里，有矛盾的因素，人生态度一方面是积极入世的，目的是为了维系社会的稳定；一方面又是自我精神层面的内在追求，这一层面抛弃了社会道德的伦理性，如庄子一样，精神世界里，人可以自在无为的追求逍遥游。这一点在今天的权力阶层中依然没有较大的变动，尽管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已经有了天翻地覆的转变，但是上层社会（权力的掌管者）在内在体验上仍然摆脱不掉传统风俗和心理习惯的浸润，对于金钱的渴望很大程度上出于对家族的维护。下层社会（缺少权力的阶层）则依然在汲汲营营的琐碎生活中挣扎，缺乏普遍的信仰和人文关怀，最关注的是生活本身的具体内容。生活方式的转变和传统精神的延续造成的矛盾正是转型期的阵痛。

在当代社会，西方的社会结构基本延续了新教伦理的范畴，中国在经历了极大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体系变动之后，整体上已经完成了生活方式的“西方化”，但是，传统文化的根基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血液根深蒂固，传统和现代的矛盾在今天的中国显得尤其激烈。西方社会的发展也受到了传统东方文明的影响，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交流，同时也有相当的矛盾和冲突。而当代中国人的传统文化精神逐渐淡薄，在缺乏西方宗教文化根基下的经济活动，本质上已经成为缺乏理性的拜金主义。中国人又缺乏精神世界额超然追寻，因此产生了诸多社会问题。崇拜物，乏信仰，尚功利，都是社会转型期间面临的严峻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