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ading一介草民何以承担起如此的文化重债
——读《文化苦旅》中<道士塔>篇有感
近日偶有逸致，便随手抄起床头小柜里，一本余秋雨先生的文化散文集《文化苦旅》闲读了起来。书中开页第一作名曰《道士塔》，讲的是敦煌石窟文物和其看守人王圆箓道士的一段历史，我隐隐约约有得几分惨淡印象。又一次读罢，在跟随余先生的笔触游历了萧瑟的敦煌后，我越发不能控制自己内心想写点东西的欲望，便写写罢。 《道士塔》这篇散文是作者历经敦煌心中五味杂陈有感而作，主要讲述的是佛教圣地敦煌在近现代的各种“奇幻”经历。文章从道士王圆箓的圆寂塔起笔，由物及人再到事，转至王圆箓看守敦煌石窟、偶然发现大批隐藏的洞窟文物、低价贱卖导致文物流落国外的这段历史，然后以敦煌为续看似无心实则着重添以中国敦煌学的研究现状的故事。笔调沉重，笔色凝练，笔锋辛厉，兼有民族大义前的愤恨，又不免文人控斥时的轻浮。 作为一篇优美的文化散文，《道士塔》的文学鉴赏价值不能不提。文中写景，“塔呈圆形，状近葫芦，外敷白色”，短短十二字便将道士塔的外部特征完全矗立在读者面前；文中描人，“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依旧简而不凡的笔墨便使一位那个时代随处可见的中国平民形象跃然于纸上，也为后面文物经他之手贱卖外国作了铺垫；文中抒情，既有“我好恨！”这样的直接控诉，也有“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的宛转流露……
说《道士塔》这篇散文源于一个道士的浅薄过错，倒不如说它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悲歌。读者在文中可以切实的感受到，余秋雨先生很想将心里愤怒的洪水和愤恨的火焰一并倾出，情绪的发泄自无可厚非，但他倾泻的对象该是谁呢？是可憎又可怜的王圆箓吗？他瘦弱的身躯、卑贱的地位、愚昧的认知如何抵抗得住呢？是不远万里盗运文物的外国人斯坦因、伯希和吗？他们大可以买者卖者自愿交易为由做反驳，又关你一个文人书生什么事呢？是那里的政要官员、管事老爷吗？人家不是不知晓此事的分量和此类文物的价值，但苦于运到省城保管的费用高昂、沿途又险象密布贼人多歹，除了面面相视推袖长叹一声，又有何法？这时，余秋雨无奈了，抬头瞅一眼西天的晚霞，他好像也顿悟了——这比文化重债根源于民族的衰颓败落，这是一个民族的巨大悲剧在敦煌的哀歌。
这笔文化重债，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悲剧，一介小民又如何承受得起？这比文化重债，现人不会忘记，我们的后人自当也会永远铭记！这比文化重债，他们不会偿还也偿还不起，我们便通过自己的方式让他们为这个滴血的古老民族偿还到底！令人欣慰又略感沉痛的是，经过我国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数十年在屈辱中的钻研，世界已经认识到我们让他们血债血偿的独特方式——“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这几年的成果已经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一位日本学者在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沉重说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