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ading然，他不仅“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而且，“货谷与民，出息偿之，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这些可以说是王安石新法的预演。而苏轼呢，在他参加完殿试之后，由于欧阳修的大力举荐，也几乎一夜成名，以至于皇帝得意洋洋地说：“吾为子孙得两宰相。”（另一钦定的宰相是苏辙） 在众多的大师中，王安石是一个横空出世的人物。今人认识王安石，也许并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文名，而更多的是他是以政治家、改革家的身份步入历史的殿堂。政治家、改革家的身份成就了王安石，但也因此使他遭到诟骂，毕竟，王安石变法风风火火地粉墨登场，却如历史上许多的变法一样，惨遭失败的命运。今人评价王安石变法，也许更多的是看中它的积极意义，毕竟他的初衷是好的，希望能改变那种积贫积弱的现状，希望能够增强国力，使大宋王朝能够摆脱大辽和西夏的淫威，进而能够如大唐王朝一样，开拓疆土，成为一个强大的帝国。但对于王安石变法有失之草率、急功近利、用人不当的倾向却视而不见，这不能不说有失偏颇。 王安石在高中进士之后，并未如一些青年才俊一样，留守京都，围着朝廷这个权力中枢旋转，而是在绝大多数时间里外放做官，干过很多实事，颇有政绩，深得民心。如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他任浙江鄞县县令时，曾以青苗贷款之法解除民间疾苦，政绩寄于民心，怨恨却结于豪门，地方上的这些实干经验使王安石积累了相当多的变法知识。王安石之所以选择外放做官，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由于变法时机并未成熟，他在等待。早在嘉祐三年（1058年），王安石呈《万言书》给仁宗皇帝，要求变法，可仁宗皇帝根本没有理睬他，他知道变法的时机并未成熟，既然如此，与其做一名碌碌无为的京官，还不如做一名于百姓有利的地方官。他在地方做官一直做到支持变法的宋神宗即位（1067），在这二十五年间，除了极短的时间在京之外，绝大多数时间在地方，期间，有不少人举荐他，如欧阳修，欧阳修曾经以其“德行文章为众所推”为据，举荐为谏院谏官。而王安石却以脱俗超凡之志，借口祖母年事已高需人侍奉而坚辞。1067年，宋神宗即位，这是一个能够锐意进取的皇帝，但是，他毕竟太年轻，不免有年轻人所固有的急躁与容易动摇。此时的王安石这才接受了朝廷的任命，先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后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新法。 二.变法之争 就在王安石大力推行变法的时候，苏轼兄弟也于神宗熙宁二年（1069）服完父丧回到京师，回到京师的苏轼，给王安石带来了不可捉摸的讯息，此时的王安石是多么希望能有苏轼的相助。这两人都是那一时代的人杰，都是高风亮节的忠志之士，德行操守都达到了让政敌竖大拇指的程度。此时的王安石如能有苏轼的相助，那自是百世难得一求的好事。苏轼一到京师，王安石就派他的一员干将——章惇——苏轼的好友前去探苏轼的口风，苏轼只是留下了一个哑谜：“此老乃野狐精也。”对于此语，也有人说是苏轼看到王安石的词《桂枝香.金陵怀古》不由自主地发出赞叹。但无论如何，此时的苏轼并未给王安石一个明确的答复，从本心上说，他并不反对变革，毕竟，朝廷的弊病太多，但他反对激进的变革。当时的朝廷，有新旧两党，即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力主变法；还有一大批由守旧大臣组成的旧党，他们反对变法。此时的司马光还谈不上守旧派的领袖，他原本与王安石的私交不错，十六年的情谊，朋友的主张、朋友的抱负、朋友的才智、朋友的性格，司马光是非常的了解，他也衷心地希望王安石能够成功地变法，给富国强兵带来春的讯息。此时的司马光与苏轼一样，他们并未因循守旧地、不分清红皂白反对变法，甚至明里暗里帮着王安石说话，大力赞扬王安石的才智和魄力，如他经常在皇帝面前称赞王安石：“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毕竟，他们的出发点都是一样的，即他们都是心忧天下之人，他们都看到了当时蕴涵着的深刻的社会危机。 苏轼当时并没有给王安石明确的答复，但王安石当时却有登门相邀之意，但在周围人的耳边风中，他放弃了这一想法。此时的苏轼并未如朝中守旧分子一样，与王安石针锋相对地
反对变法，他的态度是冷静的，事实上他从未反对过变法，他只是对变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他的观点和见解。王安石对他的处理走的也是中间道路，他既没有把他拉到自己的身边，成为他的权力中枢（即“制置三司条例司”这个凌驾在一切政府行政机构的权力怪胎。朝廷体制二府（中书门下、枢密院）、三司（盐铁、度支、户部）、翰林学士院、一御史台、谏院、秘书省、馆阁（史馆、昭文馆、集贤院、秘阁）、寺监（太常寺、宗正寺、光禄寺、卫尉寺、太仆寺、大理、鸿肿寺、司农寺、太府寺，国子监、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都水监、司天监））的一分子，，也没有把他从京师赶走，而是授之以闲职，让他任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之职，“殿中丞”是个官阶，只是表示官位和俸禄的高低，“直史馆”是个“贴职”，只是文官的荣誉衔，只有“判官告院”是差遣的实际职务，还是一个手中无权的闲职，面对这个安排，苏轼只能苦笑。 轰轰烈烈的变法开始了，此时的朝廷，一大批反对变法的朝中重臣纷纷去职，他们或告老还乡，或遭到贬谪，远离了朝廷这个权力中枢，而此时的司马光仍在朝廷中，似乎不问世事，但他还是很佩服王安石，常常帮他说好话。他的身份很特殊，是一个三朝元老，历侍仁宗、英宗及现在的神宗；在拥立神宗皇帝的父亲———宋英宗这一事上，功不可没；他又是朝臣的典范，道德文章别人无话可说，甚至无懈可击。而此时，他与世无争，一心一意修他的《资治通鉴》。他手中虽无实权，但他是皇帝的侍读，也可以说是皇帝的老师，地位尊崇，受人敬佩，说话的分量是很重的。他作为朝中的中流砥柱仍留在朝中，对于王安石的变法，他与苏轼一样，持首肯的态度，但作为朋友，他心胸坦荡地告诫王安石在用人上要把好关，要王安石远离小人，并凭着他的知人之明，告诉王安石在他的周围出现一批德行操守欠缺的人，如吕惠卿，认为此人“奸巧非佳士”、“诚文学辨慧，然用心不正”、“使安石负谤于中外者，必此人也”。他有一段话，是强调用人的重要性的：“治在得人，不在变法”、“苟得其人，则无患法之不善。不得其人，虽有善法，失先后之施矣。故当急于求人，而缓于立法也。” 朝中重臣的纷纷去职，的这样做的结果是：（一）朝中出现了权力真空，于是，一大批由于赞成变法的人物被迅速提拔，这种提拔方式不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在这被提拔的人物中，不乏一些品德败坏的阴谋家、野心家，他们以赞成变法为进身之阶，大量地攫取权力，以满足自己的权力欲望。这些人的出现，给新法蒙上了一层阴影，给社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性。（二）反对的声音听不到了，自然是全国江山一片好，纵然王安石是多么的精明，在瞒上的声音中，也不免迷失方向。再说，从政治的角度考虑，也是需要一些外在的繁华来点缀新政的政绩，不然的话，会有人对变法提出异议。事实上，变法到了后来，已经异化为权力之争，成为了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这一点是王安石始料未及的。 此时的苏轼，虽居闲职，但还有说话的权利。对于这场轰轰烈烈的变法他并未冷眼旁观，置身事外。在变法之初，早在1069年，苏轼上了著名的《上神宗皇帝书》，主张“结人心，厚风俗，存纲纪”，几乎与王安石激进的变法主张针锋相对，使得雄心勃勃的王安石十分恼火，不过王安石还能容忍，凭着他执拗的性格，对神宗皇帝进行说服。稍后，两人在科举制度上产生了分歧，王安石为推行变法，改革科举制度，请求兴办学校，在科举考试中罢诗赋、明经诸科，专以经义、论、策试进士。但这项措施连皇帝都疑虑重重，举棋不定。而苏轼随即上书，反对此项措施，面对朋友章憞来访，随口打趣：“通晓诗赋有何不好？介甫不也是从诗赋中选拔出来的吗？”，他的上书，得到了神宗皇帝的首肯。王安石晚年也认识到了自己改革科举考试的片面性。随即苏轼得到了皇帝的召见，当皇帝问及变法一事时，苏轼直言不讳地说：“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从这席话我们可以得出苏轼并不反对变法，只是他明白“欲速则不达”的道理，他所希望的变革是一场经过深思熟虑的、考虑周全的、渐进式的变革而已。而王安石则认为朝廷积弊太多了，不以雷厉风行的措施根本就无法清除这些弊病。 在这场力与智的较量中，有一个插曲，那就是有个别阴谋家抛出了据说是苏洵写的《辨
奸论》对王安石进行人身攻击，王安石是一个不修边幅之人，他在外放做官时，除处理公务之外，便发奋读书，以至于起居无时，伏案为眠；饮食无定，不饿为饱；脸不知洗，发不知簪，衣脏不知浣，衫破不知补；行止坐卧，不拘礼法；蓬头垢面，习以为常。其发奋而不修边幅、不拘规矩之状。在这篇《辨奸论》中以“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国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对王安石进行影射，用意非常明显，即挑拨苏、王之间的关系，惟恐天下不乱。这种做法是非常恶毒的，但手法又是拙劣的。此时的苏洵已经去世三年，从孝道的角度来说，为人子者此时抛出已故父亲的文章来攻击对手，这是不孝，苏轼兄弟不会冒此天下之大不韪而为之；就苏轼兄弟的人品而言，他们的德行操守足以成为世人的典范，他们即便要论争，也不会采取此等下三滥的手段，对对手进行人身攻击；对于这篇《辨奸论》真伪有待考究。幸好，王安石也是一个君子，他并不相信抛出这所谓的《辨奸论》的人物是苏轼兄弟，也并未因此对苏轼兄弟睚眦必报。尽管如此，这毕竟伤害了他的感情，在他心中留下了阴影。 三.王安石权力中枢中的人物 在王安石的权力中枢中，有几个人物必须一提，这几个人物对王安石、苏轼、司马光几个人的命运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吕惠卿，字吉甫，福建晋江人，时年三十七岁，任集贤院校勘之职。其人博学多才，精明机敏，极富辩才，城府深沉，处事果敢。生性狂傲，有以天下为己任之志；文学辨慧，有杨雄、司马相如之才。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王安石知常州军州事，与吕惠卿相识，论及时弊，两心相通；议及革新，志同道合。王安石大喜，引为同怀知己，以忘年之友待之，并荐于欧阳修，得欧阳修器重，调入京都。吕惠卿与王安石结交十多年来，事王安石以师礼，虚怀自处，如出门下。吕、王其才互补，其智相依，在眼前这场风云激荡的“变法”之中，吕惠卿已是辅佐和影响王安石的主要人物了。 但吕惠卿实在是一个城府很深而又野心勃勃的人，他更适合当一个政客，在他的一手操纵下，把皇帝信赖的、被誉为“朝臣典范”的司马光给扳倒了，沦落到了被贬的的下场。为了独掌大权，他在野心的指使下，对昔日的恩师、新党的领袖、新政的筹划者设计师王安石反戈一击。这一年是熙宁六年（1073），当时出现了一系列的自然灾害，有山崩，而从此年夏季到次年春季的大旱更叫人心悸。而在那个年代，自然灾害往往被看成是上天对统治者政策不当的惩戒。王安石的政敌用“天变”来攻击他，而此时的吕惠卿却诬告王安石参与谋反，但这个罪名实在是太荒谬了，很快就证明了王安石谋反无关，王安石在罢相之后旋即又恢复了相位。然而，吕惠卿毕竟是一个不肯罢休之人，他再一次构陷了王安石，他把保存好的王安石的一些私人信件交给了皇帝，有几封信中有“无使上知”这样的字样，在那时这就足以构成欺君之罪了，王安石知道自己在京城已无法待下去了，加上痛失爱子，心灰意冷，请求辞官归隐，得到了皇帝的准允，他于熙宁九年（1076）回到了金陵，政治生命因此而结束。 谢景温，字师直，富阳人，时年三十八岁。其妹嫁给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为妻。其人性格激进，博览强记，颇具辩才。因其屡举不仕，对现行科举考试制度不满，常言“现以死背明经取士，只能疏漏人才，专取呆才。此弊不除，士人将为书虫矣”，故鹤居故里，诵究杂学。这是一个为达目的而不惜一切手段的人物，就人品而言，何足道哉？他喜欢捕风捉影，牵强附会，是一个网罗文字狱的老手。他办事喜欢从一个人物强连到另外一个人物，弄得朝野上下风声鹤唳，噤若寒蝉，尽管那时的文字狱比不上明清时期，但也足以改变人一生的命运。在他的一手操办下，一纸诬陷苏轼借其父苏洵病亡、扶丧归蜀“往复贾贩”，做投机生意的弹劾奏表送到皇帝案头。这个罪名一旦成立，便意味着苏轼的脑袋不保。皇帝震怒了，当然，他恼怒苏轼并不仅仅因为这一点，而是在于他的《论专断》一文，“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荷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何也？”以历史上胜败兴亡之事，在学子中影射王安石之专断和皇帝的用人不当。幸好，谢景温网罗
的这个罪名纯属子虚乌有，但这种飞来的猜忌刺痛了苏轼的心，他请求了远离朝廷这个是非之地，被贬到了杭州。
李定，舒亶，这是两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但他俩的名字与苏轼联系在一起，如果不是他们炮制“乌台诗案”这一文字狱，也许没有人会提起他们。这场文字狱发生在1079年，李定，舒亶这伙人诬陷苏轼写诗攻击朝廷，反对新政，于是，苏轼被逮捕入狱。此时的王安石已远离了政坛，在家吟诗品花，冤案似乎与他无关，也确实无关，我们甚至可以假设，如果王安石此时在朝的话，也许不会有这场冤案的发生，毕竟，王安石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但李定、舒亶却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人物，在用人上他失察了，诚如司马光所担忧的“治在得人，不在变法”，他还是有责任。随着李定，舒亶这些人对苏轼的诗进行上纲上线的曲解，在酷刑的威压之下，苏轼一一承认了强加在自己头上的罪名，他的处境越来越危险，此时能仗义执言的人不多了，明哲保身之故吧！但王安石的弟弟、时任直舍人院的王安礼出来说话了：“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语言罪人，轼本以才自奋，今一旦致于法，恐后世谓不能容才。”王安石也出来说话了：“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在多方的营救之下，苏轼的命给保住了，但他因此也遭贬到黄州。 四.苏、王的友谊 于公，他们两个由于政见的不同，有过针锋相对的论争，但于私，他们却是互相倾慕的朋友，他们对对方的文学成就都是惺惺相惜的，对对方的文学才华发出由衷的赞叹。元祐元年（1086），苏轼奉旨祭西太一坛时，读到王安石的旧作，抚今感昔，次韵二首。这是苏轼集中不多见的六言诗，表达了他对王安石这位昔日政敌兼诗友深切同情和思念，其中有两句：“从此归耕剑外，何人送我池南？” 神宗元丰七年（1084），苏轼刚从黄州谪所被召回，变前往金陵与王安石相会。此时的王安石赋闲在家，身体多病，爱子痛丧，神宗皇帝已对他失去了兴趣，而新党中的吕惠卿之流又肆行反噬，因此情绪十分的伤感。在他是红极一时的宰相时，苏轼是很少登他的门，现在苏轼的到访让他十分感动。他亲自前往迎接，“野服乘驴，谒于舟次”，二人同游了钟山，诗酒唱和，相处甚欢。王安石还邀请苏轼也搬到金陵居住，以便两人可以成为邻居。当然，此时的苏轼还未看破红尘，他委婉拒绝了王安石的邀请。赋闲后的王安石写过一首表达闲适心情的诗作：
北山输绿涨横陂，直堑回塘滟滟时。 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迟归。 苏轼的和韵之作更为出名，体现了这位伟大诗人宽容和仁爱的情怀：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两年后（1086），王安石去世。此时的朝廷，旧党已经掌握大权，新法全盘废除。宋哲宗追赠王安石太傅之位，苏轼代拟了一份敕书高度评价了王安石：“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 五.结语 《论语》有言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两位大师的高风亮节委实让后人敬服，也许，这种品德上高风亮节在他们光照千秋的名字添上了最辉煌、最灿烂的一笔，让我们记住他们的故事吧。
辨奸论 （苏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