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ading2005年第9期。
(15) 杨丽梅：《促进社会和谐的国际经验——以日本为例》，载《科学社会主义》2007
年第5期。
(16) 杨玲玲：《福利、平等和合作：瑞典社会民主党60年执政经验》，载《科学社会主
义》2007年第5期。
(17) 参见徐彤武《联邦政府与美国志愿服务的兴盛》，载《美国研究》2009年第3期。
(18) 转引自丁元竹《美国社会管理体制的特点和对中国的启示》，载《中国经济时报》2005
－12－09。
(19)当代德国分别形成了国家级、产业级、企业级三个层次的雇员利益组织和雇主利益组
织。雇员利益组织的高层是全国性的统一的工会组织，其中最大的是德国工会联合会；中层是各产业工会，目前共有八大产业工会；基层是企业的职工委员会。雇主利益组织结构的高层是全国性的雇主联合会，其中最大的是德国雇主联邦联合会和德国企业协会；中层是各产业雇主联合会；基层是各企业的董事会。德国的劳资集体谈判一般在“产业级”进行。
(20) 邵建东：《从形式法治到实质法治——德国“法治国家”的经验教训及启示》，载《南
京大学法律评论》2004年秋季号。
(21) 参见［德］毛雷尔：《德国行政法学总论》，法律出版社年2000版，第105～130
页。
(22) 闻效仪：《瑞典劳动关系中的合作主义》，载《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0年第4期。
(23) 克丽斯蒂娜·沃波鲁格：《替代性的纠纷解决方式（ADR）》，载《河北法学》1998
年第1期。
(24) 转引自杨成、邵毅超《美国ADR对我国农村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借鉴》，载
《安徽农业科学》2011年第4期。
(25) Warren E. Burger,“Isn't there a better way”, Annual Report on the State of
Judiciary, January 24, 1982.
(26) 郭嘉：《瑞典学习圈研究》，载《继续教育》2007年第10期。
(27) 王德迅：《日本危机管理体制的演进及其特点》，载《国际经济评论》2007年第3
期。
(28) 国务院办公厅应急管理赴德国培训团：《德国应急管理纵览》，载《中国行政管理》
2005年第9期。
(29) 参阅何增科《深化十大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具体构想》，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0
年第2期。
【作者简介】周澍，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郑晓东，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毛丹，浙江大学地方政府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教授（杭州31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