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ading传统文论的精神内涵和现代意义
周兴陆
当代的思想文化建设，须立基于当下的社会生活，着眼于未来的文化理想，这是毫无疑问的。然文化积淀于民族的心灵深处，具有历史的绵延性，因此如何接续传统，对之进行必要的扬弃，使之有益于当代，也是文化建设的重要议题。就文学理论来说，在近现代的思想转型中，传统文论一直处于附庸的、被阐释的地位，在迎合着现代文化，其独特的精神内涵和现代意义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和发展。
传统文论的精神内涵是丰富多样的，具有重要现代意义的观念可以列举如下五个方面： 一、“文以明道”。进入现代以来，国人一提及“道”，就似乎有一种本能的反感，将它理解为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而加以唾弃。其实，古人的道内容是广泛的，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所谓“顺木之天，以致其性”，不就是一种养民治国之道吗？即使是封建社会的“道”，有的虽仅适应于特定时代而需要因时变革，如封建等级制度和等级观念；但也有通古今而皆准的，如仁义礼智信、温良恭谦让等。现实生活中更有重要的思想原则、价值观念和丰富的人情世故、事理物性，均需要文学去揭明。以确凿的事理、雄辩的逻辑、精切的言辞、感人的形象去表现道理，启人智慧，发人深省，就是文章的陶染之功。古人提出“文以明道”，看不起吟风弄月的文字，但是在现代文化里，吟弄风月美其名曰“纯文学”。王国维说的“纯文学”，那是要“追求人类永恒的福祉”，表现人我相通的普遍情怀，而通常人们说“纯文学”，无非是用艳丽的辞藻表现个人的情怀，甚至私欲。近代以来，西方的“纯文学”观念进入中国，对传统的大文学观进行过滤，传统文论中诸多有价值的思想也被抛弃了。这是值得反思的。
二、“诗以言志”。言志缘情是传统文学理论特别是诗论的基本命题， 它揭示了传统诗歌的抒情性本质。情从何而来？感于物而动也，人心应外物的感动而有诗，所以言志缘情标明了人与物的感应互动关系。现代人视自己为万物的主宰，可以任意去改造自然。古人则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和万物一气流贯，相互感应。从大处说，人是天地之心，天地无言，因文而明之；从小处说，一花一叶，蜉蝣寒蝉，都是“我”的世界，“我”的生命，引起“我”的感慨遐思。我们的祖先可能像老鼠预知地震那样对自然保持着一份敏感，但是现如今已逐渐褪去了。现在我们面对自然的惩罚重提“生态美学”，我觉得“生态美学”要从恢复对自然的敏感、寻回物我的感应做起，而不能停留在理论的思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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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言志缘情，具有调适个人情怀的功能，钟嵘《诗品序》列举一系列人生不如意的事，然后说：“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说的就是诗歌（扩大一点说是文学）的情感调适功能。在人的精神生活里不能没有文学，但文学不是导欲增悲，而是情感能量的排遣，苦闷心灵的调适。特别是在当今繁杂紧张的生活中，写作和欣赏更应该发挥抚慰心灵、净化灵魂的功能。
古人的诗歌不是发表在报纸上给全世界人看的，那样不免“为文而造情”说假话空话。孔子说“诗可以群”，是群居者相切磋砥砺。唐代诗人王昌龄被贬做龙标县尉（今湖南黔阳），当时那里是瘴疠之地，他心情很郁悒。李白寄诗安慰他说：“我寄愁心与明月, 随君直到夜郎西。”（《闻王昌龄左迁龙标尉遥有此寄》）表达深切的同情和挂念。不久王昌龄一位姓柴的朋友也遭贬到湖南的武冈，二人相距不远，只隔着一座山，王昌龄又写诗劝慰这位朋友说：“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送柴侍御》）这就是“诗可以群”，在逆境中用文学来相互安慰、相互劝勉和支持，诗歌把人心连在一起了。这类诗歌是有力量的，可以穿越古今。像这样的如私人书信一般的诗歌，在报刊杂志等公共媒体上怎么能读得到呢？
三、“有为而作”。 中国古代的文学，具有沟通上下、传达信息的政治功能。《毛诗序》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文学担当起政治讽谏的功能。特别是如白居易，身为左拾遗，又怀着一份赤诚，所以写了很多讽喻诗。“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不惜触犯权贵，把百姓的痛苦、各层吏治的腐败，写成诗告诉皇帝，希望改善措施。苏轼进一步发扬这种关切现实的精神，又受他父亲苏洵的影响，提出诗文要“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凫绎先生诗集叙》）的主张，写了很多讽喻现实问题、叙写百姓苦难的诗篇，而且骨头硬，即使被贬到海南岛也不搁笔。这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精神传统，即经世致用。到明季清末还演化为反对篡统、抵抗侵略的斗争精神。
关于文学对现实的“介入”，传统文论提出一个重要原则，即须出于“爱意”和“公心”。杜诗的讽刺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类是很激烈的，但是杜甫抱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念头，后人一致称赞他有忠爱怀抱。吴敬梓的《儒林外史》，鲁迅赞其“公心”讽世，即是说他出于对世道人心的忧思而揭露不合理的社会问题，不是出于个人的私利或企图。文章乃天下之公器，以之泄私愤、谋不轨，等于引颈承戈，至少也是自取其辱。古代的例子很多，即使在今天也是一个不能违背的原则。
四、“文如其人”。西方现代文论有一种说法，一部作品产生后就是独立的文本，跟作者没有关系了。然而这个原则却不适用中国传统文学。传统文论非常重视“言”背后的“德”，“文”背后的“人”，反复强调文、人一致。古人说“文如其人”，一方面指诗文的风格与作者具有一致性；另一方面是指诗文内涵的真实与否、价值的高低，须联系其作者生平来衡量，因此很重视诗文背后的作者的人格。因为古代的文学家，是朝廷的官员或预备官员，至少是读书人，是文明的传承者，用今天话来说是精英阶层、模范群体，他们的言行是社会风尚的方向标，文学承载着移风易俗的责任，因此社会价值体系对文学家的人格有较高的要求。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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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扬雄写过赞美王莽的文章，宋人很是看不起；西晋的潘岳谄媚当时的权贵贾谧，却写了一篇高情千古的《闲居赋》，导致元好问有“心声心画总失真”的慨叹。蔡京的书法虽好，无人收藏；严嵩的诗写得好，后世读的人少，诗集也少有刊刻，怎能让祸国殃民的罪人立言不朽呢！古人偶尔说过“孔雀虽有毒，不能掩文章”的话，但“德艺双馨”这条文艺评论原则还是衡在那儿的。当然不同时代“德”的内涵是不一样的，但文艺评论能否放弃“德”这个标杆呢？
文学家应该有一双不同于世俗的眼睛。黄庭坚说：“若以世眼观，无真不俗；若以法眼观，无俗不真。”世俗中的人，多是从个人的、功利的立场来看待事物；文学家需要识见超卓高远，超越外物的羁绊，不计较个人穷达得失，用审美、睿智的眼光去认识生活背后的本真，并将之表现出来，所以古代文论家提倡“临大节而不可夺”的不俗人格。这一思想对于今天的文学理论还是有意义的。
五、文学须“通天下之志”。明清时期的文论家提出“独抒性灵”，好像诗文应该抒写个人的独特的情怀意趣，现代个性主义文学思潮就是顺此流衍下来的。但事实上，是不是人内心一切的情怀都可以用文学宣泄出来呢？显然不是的。人内心有阴暗的、邪恶的、属于魔鬼的一面，文学若要对之加以表现，需要有个提炼、审美化和理性审察的过程，而不是“独抒”即可。中国文化里还有比“独抒性灵”更重要的命题，即“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表现在文论上，清初的莫秉清说：“诗者，思也，以我之思，可通于彼；以一二人之思，可通于千万人；且千百年以上之思，由今思之，而恍如我意中之所欲吐。”（《徐嘉讷诗草序》）金圣叹也说过作诗既要“说其心中之所诚然者”，表达真实的情怀，也要“说其心中之所同然者”，即具有一定普遍性的情怀。人类的心灵具有相通性，“他人有心，予忖度之”。真正的文学，就是通天下之志，连古今之心，从中可以感受到普遍的人性力量。举一个例子，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后人一直津津乐道，或同情或谴责，在诗、文、小说、戏曲里反复渲染。但是清代袁枚《马嵬》诗曰：“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石壕吏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像杨李这样的爱情悲剧在人间有多少啊！杜甫《石壕吏》里那一对老夫妻，比杨李爱得更深，活得更惨，又有多少文笔触及他们的生活悲剧呢？“最爱言情之作”的袁枚，能将笔触深入到普通民众中去表现他们的真情，这是清代“性灵”文学的进步。文学家须眼光向下看，才能“通天下之志”，这是千年文学史中越来越明晰的道理。
传统文论在现代，往往是被外来文化所诠释、甚至扭曲而获得其存在意义的。前些年掀起关于传统文论现代转换的讨论，学界作出有益的探讨。我觉得传统文论的独特性、其对现代观念有校正和补充意义的思想资源，需要当今的学者有意识地去发掘和弘扬，这才是它的真正价值。
（2013年7月2日《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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