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ading亚历克斯·曼德尔也是全球化的狂热信徒，但他对自己的看法与布劳德不同。61岁的曼德尔曾任美国电报电话公司总裁。他出生于奥地利，现在经营着一家法国技术公司，该公司在中国的业务与日俱增。他估计自己几乎90%的时间都花在出差上。然而，尽管曼德尔全球到处跑，已经做了45年美国公民的他还是认为自己是个美国人。“我毫不迟疑地把自己当作美国人。我在其他地方度过很多时间，但是这一事实不能改变我是美国人，”他说。
虽然布劳德和曼德尔对各自的国籍界定不同，他们都将国籍视为个人选择，而不是由出生地决定的。而且，他俩都是达沃斯人，这可不是巧合。达沃斯人指的是那些每年长途跋涉去瑞士阿尔卑斯山区小城达沃斯参加年度世界经济论坛——该论坛始于1971年——的国际商业精英们。本周，布劳德和曼德尔将同其他2200余名企业高管、政界人士、学者、记者、作家和少数几位好莱坞明星一起，参加为时五天的交际活动、宴会和没完没了的认真的讨论。讨论话题林林总总，从大选后的伊拉克和非洲的艾滋病病毒到全球的石油供应和纳米技术的重大意义。然而今年，或许比以往更甚的是，达沃斯论坛的一个热门话题就是达沃斯本身。尽管与会男女各不相同，但他们大多数有一个共同信念：全球化，亦即资本、劳动力和技术不受阻碍地跨国界流动，是值得欢迎和不可阻挡的。在他们看来，世界越来越像一个巨大的互相联系的市场。在这个市场里，企业寻求采购、生产及销售产品和服务的最佳地点。
随着边界和对国家的认同变得越来越不重要，有些人将此视作威胁，甚至危险。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一篇题为《死魂灵：美国精英的去国家化》的论文中将达沃斯人（该说法最早在20世纪90年代引起广泛注意）描写成为一个新兴的全球超级物种和威胁。他写道，该阶层的成员“不要什么对国家的忠诚，视国界为障碍，而万幸的是这种障碍正在消失，他们还把国家的政府看作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东西，它们唯一的用处就是为精英们的全球运营提供方便。”亨廷顿提出，达沃斯人以全球公民自居的自我形象，与大多数美国人的价值观完全相悖。后者依然坚定地忠于他们自己的国家。他说，这种脱节造成了“一个重大的文化断层。在种种意义上，美国政府和私营企业的当权派们与美国大众渐行渐远。”
许多达沃斯人自然不同意亨廷顿的说法。世界经济论坛的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争辩说，支持全球观并不意味着抹去对国家的认同。“全球化决无可能给予我们文化认同，因为后者在本质上必须是本土的、民族的。”
全球贸易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过去从中获益的企业和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于将世界上的广大地区视为自然资源的开采地或成品的销售地。即便到了20世纪80年代，资本全球化已经加速，大多数外国投资仍在相对富裕的国家之间进行，而不是从富裕国家流向较贫穷国家。美国的技术、企业和资金通常处于这一流动的前沿。
然而，在过去二十年间，另外一些重大参与者出现了。发达国家正在开辟一条通向中国和印度大门的道路——而中国和印度的公司又将眼光投向海外，寻找未来增长的机会。北京甚至提出了“走出去”的政策，鼓励中国企业购买海外资产。亚洲各国正在形成“一个创新的卓越环境，”思科系统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约翰·钱伯斯如是说。“目前中国和印度的工科大学毕业生是我们美国的五倍还多。”这就意味着美国和欧洲的公司现在面临来自海外的高质量、低成本的竞争。毋怪乎这么多西方工人担心失业。“如果问题涉及的是整个蛋糕的大小，那全球化已经被证明是件好事。”贝恩管理咨询公司的董事长奥里特·加迪西说，“如果问题在于蛋糕怎么分，而你又是西方人，那你就会质疑全球化。”
最大的变化也许刚刚开始。高盛集团2003年做的一项意义深远的研究预测说，根据对各国人口和经济增长的预计，四大经济体——俄罗斯、巴西、印度和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力量将超过普遍预期。中国的经济实力可能就在这个十年内赶超德国。高盛集团说，到2050年，这四大新经济体将有可能取代目前世界六个最大经济体中除了美国和日本之外的四个经济体。
近期资本流动也完全有可能脱离达沃斯人式的全球化的轨迹。与达沃斯人相对的是马尼拉女人。这些来自亚洲和其他地方的低薪流动劳工正在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关键服务。英国一家医疗保健公司保柏集团的首席执行官瓦莱丽·戈丁说，要是没有来自菲律宾、印度、尼日利亚和其他地方的移民护士，英美两国的医疗保健体系就会崩溃。她说，这些人跟达沃斯人不一样，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强烈爱国情绪。
也不是所有达沃斯人都在追逐全球市场。帕特里克· 塞尔在法国经营一家名为尤拉吉奥投资集团的私募
股权公司。他抱怨说，欧洲跨国界经营中还有太多障碍，更别提全球经营了。所以他的尤拉吉奥投资集团专注于国内市场。“我是法国人，在法国做生意，对我而言要方便得多。”塞尔说。“别处也一样。如果你不是意大利人，而在意大利做生意，你没办法成功。”
这听上去也许像狭隘民族主义，但内中确大有学问。回想一下，在1861年前，意大利还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由城邦组成的结合体。尽管意大利南北方之间关系紧张，保持地区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并无矛盾。例如，意大利电信公司的董事长马尔科·特隆切蒂·普罗维拉觉得自己是个米兰人，同时又是个意大利人，尽管他经营的公司正力图获得更大的国际影响力。问题是，达沃斯人是否需要再花上140年，才能搞明白如何在全球规模上取得同样的平衡。 Unit 6
时间老人成了可怕的老人
从前，我们以为技术发展会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安逸。那时我们觉得机器会替代我们工作，我们则有越来越多的时间休闲娱乐。 但技术发展没有把我们解放出来，而是使我们成为奴隶。新技术纷至沓来，令人目不暇接：一年涌现的技术创新相当于以前一千年。而每一项新发明问世，就进一步吞噬我们的光阴。
比如，汽车曾使我们希望个人出行会方便得让人难以想像。可如今，城市车辆运行得比马车时代还要慢，我们因交通堵塞而困在车内，徒然浪费生命。
飞机也曾有可能为我们拓展新天地。问题是，飞机提供了新的天地。它存在本身产生了对耗时的长途旅行的需求，这种旅行，如越洋购物，或远道前往地球的另一半参加会议，以前我们是根本无法想像的。
在大多数情况下，技术发展并未节省时间，而是使我们得以做更多的事。在家里，洗衣机可望使妇女摆脱繁重的洗衣劳作。但事实上，它们促使我们每天，而不是每星期换一次衣服，这就使熨洗衣物的工作量变成原来的7倍。同样地，每周一次的沐浴为每日一次的淋浴所代替，使得用于个人穿着打扮的时间大大增加。
与此同时，技术发展不仅听任工作侵入我们的闲暇时间——带着便携式电脑去海滩综合症——而且添加了收发传真、电子邮件和语音邮件这些新的负担。技术发展还使我们有时得一连几小时在个人电脑上处理软件故障，或将因特网上那些无用的信息塞进自己的大脑。
除去技术发展，因特网指出了我们为何感到时间如此紧迫的第二个原因：信息爆炸。
若干世纪以前，人类积累的几乎所有知识都能装在若干哲人的大脑之中。如今，这些大脑休想容纳下一天中产生的新信息中的小小一部分。
各种消息、事实和见解从世界各个角落大量涌入。电视机能收到150个频道。因特网网址多达千百万。杂志、书籍和光盘只读存储器的数量也激增。
“在18世纪，整个国际学术界总共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家科学刊物，出版一本书是件了不起的大事，”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昆虫馆名誉馆长爱德华·威尔逊说。“如今，我本人就订阅了60或70种期刊杂志，以便自己跟上不断拓展的学术前沿中一个微小部分的发展动向。”
我们产生日益加重的时间紧迫感还有一个原因：日渐繁荣富庶。生产的物品与提供的服务越来越多，总得有人去消费。在广告的推动下，我们努力照办：我们购买得越来越多，旅游得越来越多，玩得越来越多，而且得尽力坚持下去。于是我们就深受威尔逊所谓的极大富足带来的不满之苦——即无休止的选择所造成的困惑。
当然，并非人人感到时间过度紧迫。“说我们都缺少时间只是随意讲讲，我们应该记住，这种说法大约只适用于一半人，”伦敦一家研究公司的未来基金会主任迈克尔·威尔莫特说。
“有些人早早退休了，有些人失业了，有些人或许只与经济活动沾点边，根本不会有这种情况。如果失业了，那你的问题就是时间太多，而不是太少。”
总部设在伦敦的亨利中心预测小组组长保罗·爱德华兹指出，压力感也可能被夸大，或者被强加于自身。“人人都大谈压力，以至于多达半数的失业者或退休人员都会跟你说，他们根本来不及把事情做完，”他说。“这几乎是到了羡慕压力的程度。没有感到有压力，就不是成功者。人人都想表现几分时间紧迫感，以显示自己的重要。”
这一切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几十年来由数千名志愿者所作的钟点日志表明，英国在最近十年中工作时间只略微增加，而在美国，即使对工作压力最大的专业人士和管理人员而言，工作时间实际上减少了。
在美国，马里兰大学社会学教授约翰·鲁宾逊和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研究闲暇问题的教授杰弗里·戈德比发现，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普通美国人每周增加了5小时空余时间，即工作、睡眠、乘车上下班、照料孩子和家务劳动之余的时间。
但增加的时间分配得并不均匀。受惠最多的是未婚者和子女不在身边的人。得益最少的——增加了不足1个小时——是有学前子女的双职工夫妇，这或许反映了父母在抚养子女方面花费更多时间这一倾向。
这里当然也存在着性别问题。家用器具的更新换代或许鼓励妇女去做有报酬的工作，但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技术发展并没有扫除家务杂活。其结果是，我们发现男女空余时间的分配惊人地不平等。据亨利中心的调查，在英国，有工作的父亲平均每周有48小时的空余时间。有工作的母亲只有14小时。
除不平等外，时间不够用的感觉也普遍存在，并引起了各种反应。反应之一是试图投入最少的时间以获取最大的满足。如今人们需要快餐，需要电台、电视台播放简短要闻，什么都要得到即刻满足。时间一旦被浪费，人们就会很不高兴。
“人们谈论着优质时间。他们需要最佳时光，”亨利中心的爱德华兹说。“如果你带孩子去看电影或去麦当劳，但度过的时光并不甜美，那你就浪费了一个下午，感觉就像是你丢失了宝贵物品。钱丢失了还能挣回来，但时间浪费了就再也无法追回。”
人们还试图购买时间。任何能帮助我们提高生活效率的事物都有越做越大的市场。美国人所谓的家政服务——做家务，带孩子，修剪花木，居家装饰——即为一例。网上零售商在看着销售额大幅增长——虽然利润尚未同样大幅增长。
对时间匮乏的第三个反应是有关人的一生应该工作多少年的争论增多。你比过去更常听到人们早早退休，放弃压力大的工作去从事工作时间短的工作。诸如英国全国工作年限论坛这样的机构像雨后春笋般出现了，敦促雇主终止让管理人员长时间加班的做法，而采取能适应家庭生活的工作方式。
所有这些反应的问题在于，把时间解放出来——无论是靠更充分地利用时间，靠购买他人的时间，还是靠缩短工作时间——是没有意义的，如果赢得的时间又即刻被用于其他目的。
正如戈德比所指出的，我们的紧张感并非源于时间短缺，而是因为我们试图在一个个时段中塞入过多的内容。“就像糖果店里的孩子，”他说。“有那么多美好的事情要做。选择之多，令人眼花缭乱。我们的空余时间在增加，但其速度跟不上我们心中日益增多的必须做的事。”
更有效的解决方式或许在于去理解这一问题，而不是回避这一问题。
工业革命前，人们居住在交通联系不方便的小社区里。在本村范围内，人们自然而然地期望了解该了解的一切，见到该见的一切，做该做的一切。
如今，生性好奇的我们仍试图这么做。然而，地球村是一个有着无限可能的世界，我们永远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
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时间：我们需要的是更少的欲望。我们需要关掉手机，让孩子们自己玩耍。我们需要少购物，少阅读，少出游。我们需要在有所为、有所不为方面给自己设定界限，不然则注定会越来越感到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