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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明的对比。
2014年的云南鲁甸地震中，一位年轻的母亲毫不犹豫地用身体护住五岁的儿子。这对不幸遇难的母子被发现时，母亲的身体还紧紧地压在儿子身上。
一幕幕这样的情景，让人不忍直视，涤荡着我们的灵魂，震颤着我们的心灵。灾难中迸发出的人性力量能穿透所有的危险，却阻挡不了生命的离去。我们感动于父母大爱却又是满怀酸痛，因为这份深爱，不该就此戛然而止，如果不是灾难，她们还有漫长的一生，能足够用爱来温暖地老天荒的时光。但一切就这样中断了，静止了，定格了，这是多么不幸的悲剧啊。
汶川地震获救婴儿的被子里有部手机，上面有条写好的短信：“亲爱的宝贝，如果你能活着，一定要记住我爱你。”是的，我们所有人，都不会忘记这刻骨铭心的深爱。此爱的惊天地泣鬼神不言而喻，但我们并不愿见到爱以这种悲壮极限的方式来呈现，我们宁愿岁月静好，爱得静水深流，在平平淡淡中爱得久些，更久些。因为有些灾难，原本是可以避免，不用以牺牲生命来进行爱的最后表达。 温州这起塌房事故，事发地多为待拆迁房，坍塌的房屋此前已被征收、腾空过，但房主又重新租给附近工厂作员工宿舍。而且，该处的一些自建建筑，房屋基础并不牢靠，历经二三十年后，有的已出现开裂，并不安全。事故中舍身护幼的壮举是感人肺腑的，但事故原本是可以不必发生的，包括失控的大客车前舍身护学生的“最美女教师”、被铁块砸中忍痛救下一车乘客的“最美司机”，如果没有那些意外，他们原本可以爱大家更多。
灾难中迸发的大爱无疑是感动人心的最美，我更希望，少一些这样的悲剧，少一些这样的壮美，愿每一个生命，能温柔地被这世界相待，能完整地绽放一生的美丽。
自信。
第三敌，是人为设定的非此即彼。 在以中西节日为核心的争论中，人们经常不自觉地陷入一种“虚假两难”的境况。好像过了洋节，势必会侵占原本可以投注在传统节日上的精力和注意力。我认为在节庆的问题上，不存在“只能爱一个”的排他性。要知道，我们对敲门讨糖果、雕刻南瓜灯的热情，是被一种新鲜玩法从无到有激发出来的，而不是从对灯笼、对联的喜爱中分割、搬挪出来的，前者抵消不了后者的魅力。
虚假两难的典型标志是逼着人们在两种并不互斥的选项中做出取舍。逗孩子时，我们常问“爸爸好还是妈妈好？”孩子意识不到这种虚假两难的逻辑谬误，故而有童言无忌的趣味百态。在探讨洋节的问题上，明明可以共存的现象，非要做出唯一的选择，人为地将中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对立起来，视彼此为敌，结果必是闹出孩子般的笑话。
在国人的文化观念中，素有着一种“东方为我，西方为你”的差异情结，但很少使用“我们”这等称呼。视西洋节日为文化入侵者的人也好，强调西洋节日具备可取之处的人也好，其实都弄错了靶子。我们真正的敌人，不是地球另一半的节日风俗与意识形态，而是将完整世界人为切割成东西两半的那把刀，是那双握着锋利切刀的手。
勿让求全责备消解了善意
在商场被偷后，成都的陈女士用发帖来宣泄自己心情，并公开抱怨后来才提醒自己的男性路人。不谴责小偷却埋怨提醒者，陈女士遭到网友集体炮轰。几天后，帖子中的男性路人以当事人身份跟帖解释，称自己当时离陈女士较远，是追上去才提醒，之所以未动手，是因为小偷有几人，自己也担心打不过等。事情原本可以到此为止，但陈女士又抱怨这名男性路人应该以“跑几步，假装喊我”等提醒自己，再次遭到网友炮轰。这场隔空论战引发诸多网友热议。（11月2日中国新闻网）
遭遇小偷，很不幸，被人提醒，虽然是在被偷之后，则是一件幸事，毕竟，遭遇偷窃，越早报案挽回损失的可能性越大。从这个角度来说，陈女士应该感谢男路人才对。可是陈女士显然不这么认为，在她看来，男路人本应在小偷实施偷窃时即见义勇为，避免自己遭受损失，而非在小偷得手之后才出面提醒，所以男路人做好事做得不够彻底，也不够勇敢，“不是男人”。
且不说即使目击了偷窃的全过程，男路人也要有个识别、反应并采取行动的过程，即使是出于胆怯、害怕报复、寡不敌众等原因没有当场制止，而仅仅是进行了事后提醒，男路人的行为仍然是值得肯定的。换作陈女士，面对当时的情景，也未必会有这名男路人的举动，就像该男路人之外的其他路人一样。
在陈女士看来，男路人有义务保护自己的财产，也有义务面对小偷见义勇为，这样的逻辑不仅混乱，而且有害。要求别人承担更多的义务，尤其是对于别人来说并不必要的义务，无论其打着什么样的幌子，本质上所反映的恰恰是当事人的自私自利。在这位女士眼中，别人对于她的安全，无论是人身安全还是财产安全，都有义务提供保护，保护不力，便是错，甚至是恶。
这位提醒陈女士的男路人之所以被她批评，甚至以“你是不是男人”相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是积极采取行动的那个人，谁采取行动她就批评谁——如果当时无人提醒她，她的批评的矛头所指向的，可能就是所有沉默的人们，讥讽所有沉默的人们“不是男人”。积极行动者得咎，是对善意的极大伤害。
为了实现自己自私自利的目的，要求别人为了自己见义勇为，而且还要承担一定的风险，这种要求是极不道德的。对于提醒者来说，提不提醒也与他是不是男人无关，因为，提醒不是义务，而是道义。所谓道义，就是你可以去做，也可以不去做，做了就应该被感谢、被赞赏，不做却不应该被谴责、被责难。
求全责备是对善意最大的伤害。每个人都对来自他人的善意表示感谢，才会激励人们释放更多的善意，而无论这个善意是大还是小。每个人都要明白，别人没有义务一定要对你表达善意，而你却有义务在他人对你表达善意时回报以善意——感谢也是一种善意。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谁更应该被批评，显而易见。
“敌人”犹在，但不是洋节
又是一年万圣节。关于中国人该不该庆祝洋节，观念市场上一直有种胶着的争执。值得庆幸的是，争论越来越能在文化比较的视域下进行，那种谈西方风俗即风声鹤唳、视洋节为文化入侵者的狭隘心态越来越没有了市场。
洋节的“敌人”嫌疑是排除了，但在文化交往中，其实还有三位“敌人”值得注意。 第一敌，当属差别对待的分裂态度。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心态：闻洋人过春节则喜出望外，见国人过洋节则哀叹唏嘘；建孔子学院是输出文明，庆圣诞万圣是崇洋媚外。我有时也不能免俗，不自觉地就会摆出差别对待的分裂态度。这是一种朴素的民族本能使然。
朴素的民族本能是无国界的，我们有，别人也有。在《文明冲突论》中，亨廷顿显眼地把中国文化列为未来文明冲突中最可能“惹麻烦”“致威胁”的一种，这种突出强调让中国读者感到很不适。其实，亨廷顿的有色眼镜，和我们过去那种“谈洋节色变”的习惯是同质同构的。因此，需要尝试着用理解的心态，去弥合差别对待的分裂。既要改改那种一闻到西洋味，就警觉地怀疑外国文化入侵到家门口的心态，也要改改那种一看中国红飘到国外去，就喜不自胜地觉得向世界人民传递了文明福音的虚妄。在自卑与自大的两个极端之间，寻找到一种自重、自如的折中位置。 第二敌，是缺乏基本的价值观自信。
有学者认为，简单判定热衷过洋节为“崇洋媚外”，是缺乏文化自信的表现。其实我们缺乏的不仅是文化自信，价值观自信也很薄弱。
经常被人们挂在嘴边的一个词叫做“三观碎了”，它几乎已经成了取之即用的惯常反应。明星分个手，价值观碎了。曝出个雷人雷语，世界观塌了。三观就跟苏打饼干一样，一碰就成渣。其实那只是一种表达夸张讶异的文学修辞，现实中没那么容易被撼动。公众的价值观不是靠过节形成的，也没有脆弱到过几个洋节就发生塌方式的动摇。
别看文化卫道士和开蒙探路者们争得那么厉害，其实民间该怎么过还是怎么过。万圣节受到的那番热捧——网上出现各种化妆攻略、全家老少兴致勃勃制作南瓜灯，清晰地告诉我们民意的向度。与其说是民众襟怀的拓展和视野的开阔，不如说是民趣的流淌和释放。他们比一切搬弄文化概念的学者都清楚自己的感受。在庸常繁忙的工作中，只要寻得松弛的开口，就会宣泄、释放，这是蛰伏在每个人身心深处的朴素愿望，与文化国界无关。
在新闻中我注意到这样的细节：幼儿园让孩子们敲门去要糖果、做南瓜灯，但特意免去了装鬼吓人的环节，为的是不让孩子产生恐惧感。这说明在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人们有基本的辨识度、免疫力和筛选意识，早就不是那种见什么都学、西方什么都好的全盘模仿阶段了，应当由基本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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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难当是一种现实尴尬
在商场被偷后，陈潇用发帖来宣泄自己的心情，并公开抱怨后来才提醒自己的男性路人。不谴责小偷却埋怨提醒者，陈潇遭到网友集体炮轰。（11月02日 《成都商报》）
在商场被偷，不谴责小偷却埋怨提醒者，无论站在哪个角度，陈潇遭到网友一片倒的嘲讽、谩骂，好像并不委屈，她的确欠提醒者一句谢谢。真正感到委屈的是那位善意的路人，好心提醒，反遭抱怨。陈潇“忘恩负义”的态度自然应该受到批评，毕竟，在现实语境中，遇到类似情况不是所有人都会挺身而出。陈潇作为个体对提醒者没有“尽全力”的不满足，在某种程度上，折映出我们对“好人”的渴求。
近些年来，“好人没好报、不得报”的敏感事件并不鲜见，人们“做好人”的代价似乎太大：扶一下倒地的老人有被讹风险，警告一下受害者有被迫害的风险，跳入湖水中救人有丢命的风险，甚至连在公交上让个座都有被误解的风险??这些冰冷的社会现实往往让人们得出“好人难当”的结论，甚至在民间有“好人不长命”的俗语。在此背景下，遇到危急事件时，明哲保身，做一个鲁迅先生笔下冷眼旁观的“看客”似乎成为智慧选择。
如此一来， “好人”竟开始稀缺。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或公益组织开展起各类形式的寻找好人文艺活动：《感动中国人物》、《好人365》、《中国好人颂》《最美XX》??在物质条件极度发达的今天，在精神上，我们却似乎经历着贫瘠，这是一种历史与现实的尴尬。诚如狄更斯所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因为社会现实，有的人选择缄默，有的人选择路过。新闻中的陈潇遭遇了偷窃，这事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如果位置互换，笔者相信我们对有一个尽全力提醒自己的路人的渴望并不会比陈潇少。这样说，并不是为陈潇开脱。只是，比起对事件主角的嘲讽、谩骂，反思为什么好人越来越稀缺更为重要。
在做好事可能会付出代价的现实语境下，不可能所有人都成为见义勇为的好人，拔刀相助的好汉。我们为那些善良的提醒者点赞，也批评那些受人之助不报谢意的人们。如何让做好事的人不再有所顾虑，这才是这件事情背后应该深思的问题。
也许是因为在网络上发表言论太过容易，一些网民轻易就会吐出恶毒的言论。他们看似只是口无遮拦，但这种恶意的言论之下潜藏的是一颗颗对生命缺乏敬畏的心。法治精神的根基，在于对生命的敬畏。我们坚信每一个人都有生存的权利，我们忧虑误判死刑后无法弥补的结局；警察每一步调查取证都必须程序合法，刑辩律师即使受到唾骂也要为犯罪嫌疑人辩护。剥夺生命从来都不是那样简单。生命意识教育的缺乏使得很多人漠视生命的价值和尊严。人不尊重自己的生命，一时兴起时就会将性命作为赌注，心灰意冷时便会一跃解千愁；人不尊重他人的生命，激动愤怒下就会暴起杀人，看自杀直播时就会点赞送花，遇到违反规则的现象就会认为对方“该杀”。正因为不懂得，所以才能轻言生死；正因为不尊重，所以才敢随意调笑。
一场对于押运员是否执法过当、黄武林是否“该死”的争论，折射出许多人法治精神和生命意识的缺乏。也许，每个人都应当叩问自己的灵魂深处——当我们谈论“该死”的时候，我们可能并不知道自己在谈论什么。
母亲教育，修补的是人性健康的基石
10月26日，河南母亲学院在郑州大学成立，并拟于2017年3月份招收首期学员。据称，该学院将着力打造女性素质教育新格局，努力实现“教育一代人、服务两代人、影响三代人”的目标。（10月27日《中国妇女报》）
有人说，中国人的教育是倒着来的。幼儿园读小学的东西，小学读中学的东西，然后到大学毕业了，再来教大家不要闯红灯，买东西要自觉排队。这绝不是玩笑，记得准备北京奥运会的时候，为了不让外国人笑话，北京还专门把每月的11日定为自觉排队日。
而这一切，难道不是在童年教育，甚至在父母亲进行的家庭教育中就应该解决的问题吗？
我们经常有人说外国人，特别说日本人“素质高”。这个“高”往往跟高学历、高水平混淆在一起。其实我们日常说他们“素质高”的部分，无非是人类对自己的最低要求，比如自觉排队、遵守规则，比如诚实，等等。
国人在这些方面的不足当然有各种因素，但家庭教育尤其是母亲教育的不足，应该也难辞其咎。 为什么在父母中，在这里还要再突出母亲呢？ 因为在人类几千年来的传统中，父母对子女的影响还是各有侧重的。父亲要面对谋生中的艰难险阻、残酷竞争，父亲影响孩子的，更多是努力和勇于竞争等功利性的一面。而母亲长期以来跟社会的残酷竞争有一定的距离，她们对子女的影响多以善良平和为主，她的人生智慧可以和父亲较难避免的现实功利性形成互补，而她那种淡定的从容，也制衡着人生起伏中常有的急躁和焦虑。
近代后，世界各国特别是中国在这方面明显失去了原有的平衡。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女性也冲上了社会竞争的第一线，她们本有的那种远离社会战场的从容与平和，失去了原有的基础。
由于母亲们越来越贴近社会竞争前沿，和男性一样直面谋生艰辛、竞争残酷甚至人心险恶。她们不得不或多或少沾染相似的习气和情绪，很难保持和以前一样的心态和性格，因此她们对下一代的潜移默化与父亲渐渐趋同，传统社会对下一代教育中的那种互补和制衡被削弱了。孩子得到的影响更多的是功利、竞争甚至急躁，而渐渐少掉从容、耐心、体贴和爱。
如果看看那些闯红灯、插队、梦想一夜暴富，不正可以看到太多太直接的急躁的功利性竞争，而少掉了那份淡定的从容和互谅吗？
所以，在这样的新环境中，如何恢复母亲们在家庭教育中原有的功能，如何让家庭教育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寻找到新的平衡，对我们这个浮躁的社会来说，也就关系重大了。 河南的母亲学院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我们以前一直对男女分开教育的做法嗤之以鼻，甚至斥为落后的封建思想。不得不说，任何观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这种斥责也有合理的一面，但过头了，就丢掉了很多更重要的、更根本的事实，就对男女在生理心理、社会角色、家庭角色上的差异掩耳盗铃了。
我们当然不敢说当年对男女差别教育大加抨击的民国先贤们是掩耳盗铃的小偷，也不敢在当代环境下武断地说男女就应该分开教育。但毫无疑问，针对女性社会和家庭角色的教育必须得到重视，这是我们下一代家庭稳定和人性健康不可或缺的坚定基石，甚至是我们这个国度稳定和健康的基石。
对追砸运钞车者不该作道德审判
10月27日，广东省东莞市一男子黄武林追砸运钞车，遭押运员枪击后，救治无效身亡。这一事件迅速引爆了网络舆论，许多网民对黄武林的死拍手称快，认为这种追砸运钞车的人性情暴戾，破坏社会秩序，就算被打死也是自作自受。微博大v、北大医学博士“烧伤超人阿宝”发表意见：“那个拿砖头砸运钞车的人被打死我觉得特开心。这种因为一点小刮蹭就拿砖头发疯似的砸运钞车的人，属于性情暴戾暴力倾向严重随时可能威胁身边人安全的定时炸弹。丈母娘打针有点痛就揍护士的，电梯里和带孩子母亲几句口角就拳打脚踢的，和路人几句争执就摔死人家孩子的，吃饭有点小摩擦拔刀就砍的，就是这种人……”
网络上觉得黄武林该死的人，大多都和“烧伤超人阿宝”持有同样看法，认为押运员打死黄武林是“为民除害”，黄武林是“不作不死”。网民们看到黄武林被打死的快感，实质上是看到不守规则者被处罚的解气之感。随着规则意识的普及，人们在社会上越来越难以容忍不守规矩的人。动物园擅自下车被咬的女子、追砸运钞车被击毙的黄武林都触犯了社会规则，网民对他们的行为自然会加以批评。然而，网上的批评已经变成了“这种人就该死”的恶毒抨击，社会讨论也成了网络暴力，这正是因为许多人只依赖道德直觉思考，而忽视了法治精神，漠视了生命的尊严。 我们应该依托法治精神，而非完全凭借道德直觉来分析问题、判断是非。
仅凭道德直觉来判断是非的人，往往会主张“强奸犯一律死刑”“人贩子一律死刑”，像黄武林这种“性情暴戾暴力倾向严重随时可能威胁身边人安全的定时炸弹”，甭管他犯了大错小错，最好通通一枪毙了，以免威胁到大家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然而，当我们抛弃厌恶感，理智地进行思考时，我们就会反问自己：这些人真的该死吗？杀死他们，社会就会变得更好吗？
一个人造成了多大的危害，就应当受到相应的惩罚。在刑法上，这一观念就表现为罪刑相适应原则——“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强奸犯、人贩子确实可恨，在野生动物园私自下车、追砸押运车的行为也确实可厌，但我们并不能因此主张“一律判刑”或者 “全都该死”。法治精神不仅仅体现在法庭上，也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每一点价值判断中。犯错的人应当被惩罚，但是我们无权认定任何人全都“该死”，更不应该对他或他家庭谩骂攻击。只凭借道德直觉思考的人缺乏理性思维，容易被愤怒憎恨冲昏头脑，谩骂出口却自以为站在道德高地，这或许已经是另一种不道德。
我们应当树立生命意识，尊重每一个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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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拯救公益直播“伪慈善”乱象
一段视频揭穿了大凉山地区伪慈善志愿者群体的真面目。视频中，两名男子在快手直播平台上直播做慈善，安排凉山州某村村民站成两排，随后直播给村民发钱，直播结束后，这些人又从村民手中
把钱拿回来。先发钱再收回去的“伪慈善”并非这一起。在网络直播兴起之后，多名打着慈善名义前往凉山州的“志愿者”，实际上却从事着借慈善敛财的勾当。（11月6日《成都商报》） 找几个穷人，豪爽地发钱，把钱高高举起拍照留念，这些人是纯粹找“群众演员”表演。配合“拍戏”的酬劳，可能是一袋洗衣粉或者一袋面包卷。
网络上那些流传甚广的东西，比如貌似拍摄的是真实生活，但很多都是粗糙的摆拍，用剪辑制作增强效果。搞“伪慈善”网络直播的这帮人，或许觉得自己和这些人没有区别，玩的都是假模假式，赚的都是脑残粉丝。但是，“伪慈善”公益直播，打的毕竟是慈善的旗号，欺骗粉丝刷礼物，近似于骗捐行为，而不只是“泛娱乐”的范畴。 据悉，被曝光的男子和曝光者都是快手直播平台上的主播，以前都是一个团队的，后因为“内讧”开始互相爆料，从而揭开了“伪慈善”的真面目。换句话说，如果不是内部人“眼馋”对方挣的更多，这个游戏还不知道要玩多久。这些人在造假暴露后，有的留言“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的“直播喝消毒液”挽回粉丝——最大的代价，似乎就是换个吸引眼球的内容，接着搞直播。
给小孩脸上抹泥巴，引导其对着镜头说贫困，再配上煽情的音乐，一面勾起受众的同情，一面突出“爱心人士”的高大，通过这样的摆拍造假牟利发财，终将毁坏的，是脆弱不堪的慈善生态。粉丝刷礼物，或许不全是基于参与慈善的意愿，但既然做的是公益直播，显然很多人是把刷礼物当成捐款的，这与“个人不能发起公开募捐”的《慈善法》规定冲突，并且已经涉嫌诈骗。 因为政府性慈善组织的诚信不足问题，民间慈善原本是被寄予厚望的，但是，借助网络新兴平台，率先活跃其中的却是一群骗子。眼见不一定为实，有图不一定有真相，科技方便了生活也方便了骗子，这或许没什么不正常的，骗子永远也抓不完，总能不断转移阵地。在政府部门介入调查的同时，平台当有避免滋养骗子的警醒。
《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12月1日就将施行，和去年的O2O市场一样，一张直播平台的“死亡名单”或许正在酝酿。技术无罪，但是监督有责。“伪慈善”会否已向某些直播平台发去“死亡邀请”？
“博士快递哥”需要更多价值认同
谭超是烟台大学一家快递网点的老板，同时还是吉林延边大学历史系博二研究生。从事快递工作初期，部分大学同学表示了不理解。有人说：真是世风日下，高学历去送快递，有什么前途？一些同学自此疏远我，直至不再联系。（11月6日《华商报》）
在人们印象中，那些处在知识金字塔高位置的人，通常在劳动力市场也处于高端位置。然而，越来越多的劳动者选择不走寻常路，进入餐饮、快递等看上去并不“高大上”的行业创新创业。在“硕士女城管”、“硕士卖凉皮”层出不穷的当下，硕士知识精英的标签色彩逐渐淡化。可是，在大多数人的价值认知中，博士依然是一种知识精英，“博士快递哥”显然打破了人们的固化思维，引发人们的围观与争论。
作为农家弟子，“博士快递哥”两个不同身份标签的角色冲突，是否意味着“寒门难出贵子”？那种渴望一步登天、立竿见影地改变命运的想法，说到底是用一种不切实际的眼光仰望知识精英。即使是出身名校的知识精英，也难以在短期内实现逆袭，向上的社会流动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知识精英一步一个脚印地向上爬。
对于生活方式的选择，在本质上也是塑造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的过程。作为在读博士生，谭超也要支付教育费用，也要承担家庭的经济功能。“博士快递哥”尽管看上去不够光鲜，却能够改变他的生存生态。在平凡的世界里自食其力，“博士快递哥”需要更多的尊重与社会认同。
在思维定势的裹挟下，一些人习惯用一种标签思维来打量和看待周围的一切。那种认为“博士快递哥”有损尊严、没有前途的想法，何尝不是一种“一刀切”？在经济市场化的今天，一些人依然热衷追求“保守的安稳”，却没有勇气去接受挑战。
对于农家子弟来说，在打破“出身越差，上的学校越差，找的工作越差”的螺旋之后，也要进行清醒的自我调适，学会重新认识和发现自我。“寒门难出贵子”并非农家子弟不够努力，而是因为他们对社会新变化缺乏足够的认识与充分的把握——在“知识改变命运”周期性延长的当下，依靠传统路径向上爬变得更加困难。
许多当初并不被人看好的创新创业者，最终让他人刮目相看。当教育、知识、创新能力等资本能够转化为社会资源，“读书有用”“寒门出贵子”才会得到更多的价值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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