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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与中国长江三角洲的分岔：财产关系、微观经济学与发展型式（1）
（作者:___________单位: ___________邮编: ___________）
在《大分岔》一书中，彭慕兰（2000）就我们对亚欧大陆两端前近代与近代时期（大致为明清时期）经济演化型式的理解提出了剧烈的修正。最近对标准的或传统的观点的重申可见于宏观经济史家安格斯·麦迪逊对世界经济长期发展的论述――《世界经济：千年回顾》（2001），在此书中麦迪逊氏总结了他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运作》（1998）中的论点。麦迪逊认为，“西欧在十四世纪……在人均生产水平上已超过中国。此后中国……就人均方面而言，直到二十世纪下半叶以前或多或少是停滞的”（2001：44）。与此相反，彭慕兰坚信真正有意义的，不是比较中国与欧洲，因两者均含有经济发展水平迥异的地区。而应该比较两地各自最发达的地区也即核心地区，这样我们则会发现迟至到1800年，就经济特点、增长特性或结果而言，两地并无不同（2000：7－8）。[1]在中国最发达的地区，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和欧洲最发达的地区，特别是英格兰，其制度框架、人口型式均有利于增长，经济演化轨迹类似。就标准宏观经济指数（资本量、生产率、人均GDP增长等）而言，经济发展水平基本没有差别，生活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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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也大致处在同一水平上。只在19世纪上半期英国（随后欧洲）才走上与众不同的增长途径而导致与长江三角洲的轨迹根本分岔。但之所以如此并不是英格兰内部任何经济优势的结果，而是其重商主义政府与商业公司的独特形式使其能够得到美洲殖民地的土地、原材料及更重要的奴隶劳力。
接下来，我们将首先特别点出彭慕兰的论点及以高度提纲挈领的方式清楚地说明我们的批评的主要思路。然后，我们将通过对两个相继的历史时期，――也即前近代与古典工业革命时代的比较、以及对发展水平与生活标准进行相互对应的比较来展开我们的论证。
彭慕兰的论点
彭慕兰的论点相当复杂。在最根本的层面上，他视亚当斯密式增长为人口压力驱动下交换增长从而导致劳动分工深化的结果。在此一看法中，只要影响增长的制度或人口障碍不存在或已被超越，稠密人口的出现趋于通过促进市场增长及更大程度的专业化来促进经济发展。彭慕兰说，
“人口密度并非亚当斯密所谓‘市场广度’的唯一决定因子……但在一定物质或文化可承受范围内的大量人口是把专业化扩大到经济活动的许多领域――食品、布料生产、建筑、运输、及交换自身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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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替代的因素”（2000：26）。对彭慕兰来说，因果联系于是表现为人口增长导致需求增加、继而导致由专业化与劳动分工增加而形成的供应增加，从而形成单位劳动投入之产出适度增加的长期趋势（2000：98－99,226,212－3,215）。
在彭慕兰看来，伴随着交换增长的人口扩展在长江三角洲和英格兰引起了类似的、同样给人深刻印象的经济演化过程及福利结果。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长江三角洲所遭遇的制度对增长的障碍并不比英格兰大。其土地、商品与劳动市场与英格兰同样自由，其商业产权的性质及其相应的规章也不更有碍于经济增长（2000：17－18,70－85）。其次是因为长江三角洲的人口体制并不比英格兰更受制于与资本积累要求相反的马尔萨斯过程。中国家庭与英国家庭一样或多或少控制了其人口出生率，从而在同样程度上防止了其剩余被太多的孩子吃掉或通过遗产继承而分散（2000：40－41）。最后是因为英格兰相对中国没有决定性的技术优势，或者更精确地说，英格兰所拥有的工业技术优势为中国所拥有的农业技术优势抵消（2000：47－48）。正如彭氏所说：“很容易想象英格兰在十八世纪经济的最大行业（农业）中技术的落后与其在其它行业中无论任何优势一样具有同样重大意义”(2000:45)。
结果是在18世纪中后期，无论英格兰的发展水平还是其人口福利水平均不在长江三角洲之上。实际上很可能其水平还在长江三角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