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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曾问他此时不做官的原因，他说：“你好呆！放着南京这样好玩的所在，留着我在家，春天秋天，同你出去看花吃酒，岂不快活？为什么药送我到京里去”不管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在此时的杜少卿眼里，做官功名已经成为一种呆傻的行为了。还有他解诗也颇有歪理，如《诗经》中《女曰鸡鸣》一篇他说：“但凡士君子横了一个做官的念头，便要骄傲妻子；妻子想做夫人，想不到手，便事事不顺心，吵闹起来。你看着夫妇两个，绝无一点心想到功名富贵上去，弹琴饮酒，知天乐命，便是三代以上修身齐家之君子”在此，他想说明，只要想着读书以做官的，必不能修身齐家；只有无心与功名富贵的才是真君子，此态度与之前大不相同，可谓与功名之事已经决裂。他此时虽然对功名事表现的莫不关心，却对社会活动极为热心积极，且不说他无私捐助向他诉苦之人，在生活已经困难的情况下，当得知要修建泰伯祠，他欣然拿出三百多两，帮助修建（这里泰伯指吴泰伯，指周太王的长子，传说他按父亲意愿把皇位让给三弟）。在《儒林外史》中，修建泰伯祠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作者把修建的前后准备，祭祀时的繁琐仪式都写得相当详细，可见泰伯祠的修建已经不单单是一项简单的社会活动了，而是承担着某种深层的含义。在迟衡山要杜少卿出资时，如是说：“我们这南京，古今第一贤人便吴泰伯，却不曾有个专祠，春秋两种，用古礼古乐祭祀，借此大家学习礼乐，成就些人才，也可以助一助教。”杜少卿大喜道：‘“这是该的！”修建泰伯祠是为了让大家重新学习礼乐，前面已经说过，当时的社会，黑暗腐败，道德沦丧，礼乐之道早已经崩坏了，在读书人都渐渐沉沦的状态下，杜少卿是清醒的，他不愿为了所谓的功名，而成为一个木头一样的迂腐儒生，而是致力于恢复和维护真正的礼乐之道。综合上述，其实可以看出，杜少卿的对功名之态度是发展变化了的，从起初的愿意参加科举考试，并且做了秀才，到后来的移居南京，对功名之事闭耳不闻甚至深恶痛绝，这前后态度之反差是比较大的。
及至宝玉对功名之态度，大家想也知道，自始至终，那是怎一个痛恨了得。宝玉未出场时，我们已经从冷子兴口中略知一二，再加上一首《西江月》中“富贵不知乐业”“愚顽怕读文章”云云，宝玉对功名 科举之事的态度愈加明晰。 后还有黛玉进贾府时王夫人所说“是个混世魔王”，最后一句便是，“不喜读书”，红楼一开始便给宝玉打上了不喜读书的胎记。但宝玉真的什么书也读，什么文学修养也没有么？非也，想他读《西厢记》，《牡丹亭》常常忘了吃饭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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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红楼梦》中第八回中写道，宝玉在宝钗处吃酒，他要吃冷的，遭到强烈反对。宝钗笑道：“??宝兄弟，亏你每日家杂学旁收的，难道不知酒性最热，要热吃下去发散的就快，要冷吃下去，便凝结在内，那五脏去暖它，岂不受害？”可见宝玉平时并非啥书也不读的，至少在人们心中有个杂学旁收的印象。在这点上，贾宝玉和杜少卿倒是有点相似的，那就是并非不爱读书，只是不愿读俗人眼里的“正经书”，做他们所谓的“正经学问”罢了。
说宝玉痛恨功名之事,何以见得呢？想宝玉平时最怕他爹贾政，为何？还不是贾政一天到晚逼他读书上进，以便将来考取功名。每次对他爹，他是能不见就不见，是他没有能力考取功名而惧怕厌恶吗? 非也。红楼梦中冷子兴话说荣国府时，说他自小便聪慧异常，这证明他的智商是没有问题的，完全排除了不爱读书考试的生理因素。他对功名的厌弃比之杜少卿更盛，那些读书上进之人被他戏称为“禄蠹”，谁劝他读书科考，他就极为反感，有一回史湘云劝他“也该常会会这些为官做宰的人们，谈谈些仕途经济的学问”，他竟大呼这是极近功利的混账话，，并对他反唇相讥：“姑娘请到边的姐妹屋里坐坐，我这里仔细污了你这知仕途经济的！”还有一回，宝钗劝他用心读书，却惹得他一番胡话，说道：“好好地一个清白女儿，也学得这样钓誉沽名，入了国贼禄蠹之流??不想我生不幸，琼闺绣阁中亦然此风，真真有负天地钟灵毓秀之德”他把用心与功名，看做辜负天地万物的罪恶了。众姐妹中，他视黛玉为知己，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林妹妹从未说过要他读书，考功名之类的“混账话”，可见不事科举，不求功名，已经成为他的原则，在这个原则上他是不让步的，自始至终，他对功名都没有一丝眷恋，甚至一丝兴趣。
杜少卿是先眷念后弃绝，对功名之态度是一个变化的过程，他虽然后来厌弃做官，但想着去拯救现世，恢复礼乐，真正的建一番功业。而宝玉，一直都那么决绝，态度比杜少卿更加的强烈，干脆。 （三）对产生这两种功名观原因之追寻
前面说到，宝玉与杜少卿对功名，看似相同，实则是两种貌似实异的态度，这里就来具体剖析一下产生这两种态度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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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说说书中两人自身的原因，杜少卿家与贾宝玉同为名门望族，但他们两家的成分不一样。杜少卿家里世代大人物都是科班出身，也就是参加过科举而获得功名的，而贾宝玉家世代沐浴皇恩，却是世袭的官职，就是说不用参加考试就可有官做，从家庭影响来说杜少卿比贾宝玉有参加考试的求取功名的需求，表现为他早期参加了科举考试，做了秀才。至于他后来为何辞官不受，还要有一番猜测.。前面讲到，杜少卿所处的社会环境，群儒为获得功名而读死书，成为一个个腐儒，可叹的，可悲的，可怜的，比比皆是，杜少卿可能是看到了八股文对读书人的毒害，对正常人性的扭曲，而对科举之事有所失望罢，况且他移居南京之后，对南京的景致是极为留恋的。另外杜少卿后来是否是自愿与功名决裂呢？在三十四回中，迟衡山道：“而今读书的朋友，只不过讲个举业，??我朝太祖定了天下，大功不差汤武，却全然不曾制作礼乐??做些正经事，方不愧我辈所学。”杜少卿道：“这征辟的事，小弟已经辞了。正为走出去做不出什么事业，徒增高人耻笑，所以宁可不出去的好”杜少卿也许并不是真的无心于做官，而是社会的黑暗，官场的腐败让他觉得，即使为了官也做不出什么事业，他的无心功名，有点无奈与功名的味道，这也许是杜少卿先眷恋后弃绝功名的原因吧。至于宝玉对功名之事的弃绝，可能跟他的思想有关，他经常参悟人生，把戚戚与功名看成一种玷污生命，有负万物的罪恶，他常常站在哲学的角度思考问题，领悟人生和看待世事，他不关心是否做得成事业，只关心是否生活的更美。
若联系作者，剖析原因则更有一番讨论了。《儒林外史》的作者是吴敬梓，他家是安徽全椒县望族，家里的显要人物都是科班出身的。作者在小的时候，便潜心学习八股文，后来也参加了科举考试，希望以此来博取功名，由此可见作者早年也是热衷于科举功名，后来作者去参加了乡试，却因为“文章大好，人大怪”而遭黜落。但科举考试并未成为他的唯一追求，他涉猎百家，博览群书，还积极关心社会时事，显示出与众不同的叛逆个性。后来，作者的父亲去世，族人便来侵夺家产，家里便渐渐败落了，无奈之下便举家前往江苏南京。在家难之后，作者曾一度沉沦，结交了很多“和尚道士”，“工匠花子”，在这个世界里，没有功名利禄，没有虚假的道德，生命也回归到最本真的状态，他清醒的认识到科举取士对读书人的毒害，看到了社会的腐败和污浊，作者便转而弃绝了功名，写就了《儒林外史》，意在去提醒读书人，恢复礼乐和社会道德。其实不难看出《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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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中的杜少卿便是作者自况，至此书中杜少卿对功名的态度的变化似乎都找到了答案，他早期对功名追逐，移居南京后突然对之弃绝，他对修建泰伯祠的积极和对礼乐之道倡导的热心，这些都是作者自身经历和思想的变化在人物身上的体现。
至于红楼的创作，作者自己曾说是“抒发身世之感”，和吴敬梓先生一样，作者少时也过了一段“富贵温柔乡”的黄金时期，后来家里便遭遇了抄家之难，家道衰落。作者的后半生是在凄凉孤独中度过，饱尝了世态炎凉和人世的辛酸。在作者三十几岁时，便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开始创作红楼，书写自己对整个社会人生的思考。红楼的前八十回，作者曾“批阅十载，增删五次”，它沾满了作者的一生的辛酸感触，正如那首诗所言：“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书中那被人称“不肖子孙”的宝玉便是作者自己。不像儒林的创作有那么强的目的性（希望政治社会，匡扶世风），红楼的创作更多的是直观抒发对生命的思考和领悟。有人说，红楼梦的创作是为了反礼教反封建，我不反对。但我觉得，《红楼梦》作为一部传世经典，它具有穿越时空而不朽的力量，并不是因为它反封建反礼教，而是它进行了不受任何时空限制的对宇宙，人生的思考，对生命的感悟。我觉得他已经超越社会形态的限制，当然包括科举功名等红尘俗事的限制，站在了哲学的高度。吴敬梓站在社会中看到的社会的弊病而去拯救它，曹雪芹先生则欲摆脱污浊俗世的牵绊(当然包括科举功名牵绊)去思考人生，若说前者是一个社会家，后一个则是哲学家。正是有了作者不一样的思想和不一样的创作动机，才有了贾宝玉和杜少卿貌似实异的功名观。
以上便是我对杜少卿和贾宝玉对功名之态度做的一个简要对比，由于才疏学浅，再加上文字的驾驭能力有限，总有点词不达意的感觉，还希望指导老师予以斧正，在这深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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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参考文献
1. 舒芜：《红楼说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6月
2. 陈云发：《<儒林外史>作者对我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
3. 石钟扬：《性格的命运——中国古典小说审美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10月
4.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年1月 5. 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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