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ading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1923年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他是二战后苏联第一批被派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的四名学生之一。
1985年7月，戈尔巴乔夫提议雅科夫列夫为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候选人。过了几个月，雅科夫列夫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并开始负责大众传媒工作。
雅科夫列夫对“社会主义”这个字眼似乎有着特殊的仇恨。他否定十月革命，否定苏联建设的成就。在他的眼里，苏联有的只能是罪恶，能获得的只能是诅咒。
雅科夫列夫后来在其代表作《一杯苦酒》中说：马克思主义在“现实生活中是站不住脚的”[1]；十月革命“践踏了通向民主的运动”，在苏联搞改革就是要“退回去”。
那么，雅科夫列夫要退到哪里去呢？他对资本主义赞不绝口、顶礼膜拜。他说，“资本主义带来了实用主义的伦理。在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中体现了崇高的理想主义，它依据的是清醒的、脚踏实地的现实考虑。”[2]
戈尔巴乔夫让雅科夫列夫这样的所谓“改革派”进入苏共的领导核心，并掌管意识形态工作，难道仅仅是用人不当和失误吗？
苏共主管的意识形态的闸门向反共反苏势力开放，是从戈尔巴乔夫提出“公开性”的那一刻开启的。
“公开性”一词是列宁开始使用的，其本意是为了进一步密切同群众的联系渠道，及时了解社会舆论和劳动人民的意愿。而到了戈尔巴乔夫那里，其本意和性质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1986年初，戈尔巴乔夫提出“公开性”的口号。
1986年3月，戈尔巴乔夫邀请大众媒体批评苏联党政机关。他对新闻媒体说：“在当今社会发展阶段，我们的报刊可以成为独特的反对派。”
1987年1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提出了改革旧体制的方法：即思想方面的“公开性”和社会变革的“民主化”。
所谓的“公开性”，再加上所谓的“民主化”，便成为策动全苏联各种反对派大肆声讨苏共的总动员令。
闸门一旦被打开，形形色色的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思潮便如洪水般地奔涌而出。 戈尔巴乔夫所谓的“公开性”和“民主化”的实质，是要对亲西方的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势力和思潮“公开”、“民主”，而对安德烈耶娃这样表达了捍卫苏联共产党、苏联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的言论和思想则要进行“专政”和毁灭性打击。
“公开性”首先引发的最主要的思潮是所谓的“反思历史”。
1987年1月，戈尔巴乔夫提出，在苏联历史中“不应该有被遗忘的人物和空白点”。 结果，重新审视乃至全面清算苏共和社会主义苏联历史的风潮盖地铺天般地掀作开来。 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思潮，如死灰复燃，汹涌成势。他们大肆渲染斯大林在肃反中被杀害的人数，成几十倍地夸大当时被错杀的人数有上千万，甚至几千万人之多；他们把斯大林搞的国家工业化贬损得一无是处；他们把卫国战争初期斯大林的失误肆意歪曲、扩大，甚至否定卫国战争的胜利是苏共和斯大林领导的结果。[3]
这股清算思潮自1987年底开始，到1988年达到高潮。批判的矛头由针对斯大林个人进而指向了20年代至50年代苏联的社会制度，把曾经造成苏联历史辉煌的整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说成是“极权主义”，是万恶之源。[4]
1989年以后，对斯大林的批判，逐渐转变为对十月革命对列宁主义和列宁本人的批判与否定。1989年，苏联有关部门颁布命令，取消学校中马列主义这门必修课，中学的马列主义课程，改为《社会与人》。一些文章或明或暗地提出，斯大林的错误实际上与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乃至列宁本人有着直接的联系。
在官方鼓励下，意识形态领域的这场批判，进而像一股巨大的龙卷风席卷整个社会，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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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越刮越猛。
一些对“反思历史”特别激进的报刊如《星火》画报和《莫斯科新闻》逐渐暴露其真面目：借否定过去，否定苏共历史，否定社会主义，进而公然打出向资本主义方向“改革”的旗号。
一些大型刊物靠揭露历史、暴露“隐蔽”材料，刊登所谓的反思小说等，发行量剧增——
《人民友谊》杂志1989年刊登了雷巴科夫丑化斯大林的小说《阿尔巴特大街的儿女们》，这部被称为“文学炸弹”的作品一经刊登，发行量即突破了100万份。
《新世界》杂志1989年借刊登索尔仁尼琴反映劳改营和流放地的小说《古拉格群岛》，发行量从42万份猛增至250万份。
此后，各种非正式出版物纷纷登台，苏共报刊舆论阵地逐渐被蚕食。 1990年上半年，苏联境内各种“非正式”出版物多达上千种。 1990年6月12日，《苏联出版法》正式颁布，反对派和私人办报合法化。 苏共在意识形态领域失去了主导权，造成了十分严重的恶果——
苏联共产党的思想被搞乱了，苏联人民的思想被搞乱了：斯大林成了恶魔，列宁成了无赖，整个苏共和苏联的历史除了罪恶还是罪恶，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带来的只是灾难，而资本主义则成了人们心目中自由和富足的理想天堂。有人想退得更远，要求回到沙俄时代的君主制。
1994年，俄罗斯著名作家邦达列夫在回顾这一时期的情景时说：“在 6年当中，报刊实现了欧洲装备最精良的军队在40年代用火与剑侵入我国时未能实现的目标。那支军队有第一流的技术设备，但缺少一样东西——这就是千万份带菌的出版物。”
不仅报刊成为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阵地，电视台也不甘落后。反对派极力挤进电视台并且要求直播，以便摆脱控制和剪辑。几位年轻记者在电视一台创办了直播政论性节目“视点”、“第五车轮”，公开抨击和批判苏共。
1989年春天，根据修改后的宪法，全苏进行人民代表选举。反对派抓住竞选活动这个机会，通过电视直播，合法地将各种反苏反共的声音传遍全国。
苏共的党代会和后来全程电视直播的人民代表大会也成为反对派的重要舞台。
实际上已呈垄断之势的所谓开放传媒和自由竞选运动，进一步加剧了苏共的信任危机，并由此成为政治上和组织上全盘否定苏共的开端。
苏联知识界也呈现出一片混乱——
原先所谓“坚定的列宁主义者”摇身一变成为反对所谓“极权主义”的斗士；苏联知识分子队伍中的“激进思潮”急速蔓延；大学里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成为被嘲笑的对象；全国众多的科学共产主义教研室仿佛在一夜之间都变成了传播西方政治学的基地。相当一批人文知识分子对西方模式顶礼膜拜，对俄罗斯的历史和现状心存不满；其中少数的知识精英成了瓦解苏共、摧毁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吹鼓手”和“先锋队”。
1988年中期，苏联出版了一本由历史学家尤?阿法纳西耶夫主编、以倡导西方政治经济体制为主旨的政治论文集《别无选择》，当时在苏联被称为“改革力量的宣言书”。这部风行一时的文集的作者都是当时苏联知识界的名人，他们中有经济学家波波夫，政治学家布尔拉斯基，哲学家弗罗洛夫等。
这些知识界的名流批判斯大林、批判苏联的制度和体制，把从西方所谓的“治世良方”照抄照搬过来，推进着苏联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快，越走越远。
那些仅能说出英文或几句晦涩难懂西方辞藻的人，往往被捧为知识高深的大家，不但受到媒体的推崇，而且不少人一步登天，由研究室主任、教研室主任或实验室主任一跃成为人民代表乃至部长、副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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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大学经济学教授波波夫，以炮击“苏共官僚机构”和彻底否定苏联旧体制著称。他后来当选首届苏联人民代表和首任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与叶利钦、萨哈罗夫等人共为“民主派”的领头羊，并和雅科夫列夫、叶利钦等人同被称为所谓的俄罗斯“民主之父”。
叶戈尔?盖达尔，市场改革派核心人物，莫斯科大学经济学研究生毕业，崇尚资本主义制度。1986年，他和一伙意气相投的经济学家在列宁格勒郊外组织了一次经济学研讨会，并形成了一个政治团体——青年改革派。这是一群完全接受西方政治经济理论的年轻学者。
苏共多年精心培养的理论队伍和思想精英一夜间掉转了枪口，同一些党政官员、经济管理干部、灰色经济势力以及犯罪黑势力一起成为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掘墓人！
苏联思想战线上出现这样情况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最根本的原因，是从苏共在意识形态领域解除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封印开始的，结果便放出了毁灭自身的魔鬼。
思想的陷落使苏共面临灭顶之灾。
在夺取和巩固政权的革命年代，布尔什维克和革命的工人、士兵们，满怀创造一个新世界的革命理想、满怀对党的领袖的信赖，奋不顾身地投入血与火的斗争。
在伟大卫国战争的岁月，英勇的苏共党员、红军战士和苏联人民，高喊着“为了斯大林”、“为了祖国”，冒着法西斯的枪林弹雨、陷阵冲锋，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
等到1991年，当主流舆论千百次地重复苏共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是失败的，当各种媒体把党的领袖的形象抹得漆黑一团，当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把这些谎言和谬论误认为真理之后，面对敌对势力宣布解散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危急时刻，还会有谁站出来捍卫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呢？
对于一个马列主义执政党来说，强有力的思想意识形态工作就是它凝聚党心、凝聚民心、率领自己的党和人民，统一步伐、迈步前行的理想、意志和号角。当它的号角被夺取、当它的理想和意志被摧垮的时候，这个党还能够存在吗？
[1] [俄]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286页。
[2] 同上，第339页。
[3] Б.Г.Соловьев， В.В.Суходеев： ПОЛКОВОДЕЦ СТАЛИН ） ЭКСМО ，2002 г.
[4]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莫斯科1990年版，第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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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集 苏共的党风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雕像静静地矗立在这里，他身后的斯莫尔尼宫曾经是十月革命的总指挥部。大门里面尘封着历史的烟云，宁静的草坪记录下许许多多令人难以忘怀的往事。
十月革命的时候，卫兵洛班诺夫在这里拦住了列宁，一位工作人员说，这是列宁同志。洛班诺夫回答，就是列宁同志也需要出示通行证。列宁在出示了自己的证件后，表扬了这位忠于职守的红军战士。这个故事曾收入过上世纪50和60年代中国的小学语文课本，题目就叫做《列宁和卫兵》。
从故事中我们读到了苏维埃战士的忠诚，但更多读到的却是无产阶级领袖的风范，是列宁创建的布尔什维克党和人民血肉相连的优良作风。
一个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到人心向背，甚至是生死存亡。
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在夺取政权前，提出了“和平、土地、面包”的口号，把广大人民群众召唤到革命的旗帜下。因为这个党代表的是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依靠人民、带领人民为实现切身利益而奋斗，才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
苏维埃政权建立后，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亿万人民的支持是执政党巩固执政地位不能须臾离开的群众基础。
1920年5月1日，一个普通的星期六，莫斯科春光融融：列宁和全市的共产党员一起参加了义务劳动。这项活动是一年前莫斯科喀山铁路局的共产党员自觉发起的，列宁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称之为“伟大的创举”，并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它很快推广到全国党的基层组织，带动了大批非党群众参加。
党的领袖要和普通党员融为一体，共产党要和广大群众融为一体。列宁以自己的行为告诫全党：“只靠共产党员的双手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十分幼稚的想法。共产党员不过是人民大海中的一粟而已。”“对于一个人数不多的共产党来说，对于领导一个大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来说，最大最严重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1]
与人民群众始终保持血肉联系，始终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这是战胜这个危险的根本法宝。
列宁亲自为苏维埃机关制定了这样的管理规则，“每个苏维埃机关，都要张贴关于接待群众来访的日期和时间的规定，接待室必须设在可以自由出入、根本不需要什么出入证的地方。
每个苏维埃机关都要有登记簿，把来访者的姓名、意见要点和问题性质最简要地记下来。星期日和假日也要规定接待时间。”[2]
这些规定，如此细致具体，从中可以体察到在列宁心目中，人民群众的要求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列宁本人就是这样做的，据当年苏联人民委员会接待室统计表记载，仅在1922年10月2日到12月16日两个半月中，他亲自接待了125人次，平均每天会见2至3人。曾经采访过列宁，目睹了接待场面的美国记者艾尔伯特?威廉斯把列宁的办公室称之为“世界上最大的接待室”。[3]
因为列宁知道，如果党得不到人民群众全心全意的拥护，“那么，布尔什维克别说把政权保持两年半，就是两个半月也保持不住。”
这是莫斯科地铁。走进这里，犹如来到艺术的殿堂，从上世纪30年代直到今天，它一直是世界上最发达、建筑质量和品质至今堪称优质的城市地下交通系统。它记录着人民创造的历史，承载着苏联人的强国梦想，它也是一个时代的标志。这就是斯大林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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