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ading全球价值链中FDI（外商直接投资）潜在和实际的溢出效应 ——外商投资者的特征、吸收能力和传输渠道的作用
摘要
运用跨国直接供应商的联动数据(Chile, Ghana, Kenya, Lesotho, Mozambique, Swaziland, and Vietnam)，本文首先评估外国投资者在为当地供应商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上区别于本地的生产者，发现外国公司在一些指标上优于国内的生产者，但是与当地经济体的联系少，并提供更少的供应商援助，从而抵制了潜在的溢出效应。还研究了外国投资者的特征与当地经济的联系，以及特征与对当地供应商援助扩张之间的关系，发现外国投资特征与两者都有关系。
本文还探讨了供应商的吸收能力在决定其与跨过公司联系强度中的作用，结果表明，一些供应商特征是重要的，但是这些影响也取决于供应商关系的长度。最后，本文评估跨国公司的援助或需求是否对供应商的外溢有影响，结果证实了援助效应（包括技术审核、共同的产品开发、技术许可）对外国直接投资溢出有积极的影响，但是没有证据表明需求效应也存在影响。
关键词：FDI；垂直溢出；联系；全球价值链；国外公司特征；吸收能力；传输渠道；农业；服装；矿业 1 说明
绝大多数的国家都投入相当大的注意和资源来吸引FDI。这不仅是为了产生诸如就业、外汇收入和税收等方面的利益，更重要的是通过所谓的“外溢效应”实现对国内经济的动态利益。这些“外溢效应”一般是指生产力的提高（来自于跨国子公司的知识扩散——如果跨国公司没有得到国内企业的补偿，包括无意识的和有意识的转移——包括与生产有关的技术和各种形式的“隐性知识”，如管理和组织实践。）这些溢出基于一个假设，即跨国公司享有技术和其他优势，因此有更高的生产力（Hoekman and Javorcik 2006）。
大量的统计研究表明了FDI对同行业国内企业的生产率（即横向溢出）有一种模棱两可的影响（see, e.g., extensive literature reviews in G?rg and Greenaway 2004; Lipsey and Sj?holm 2005; Smeets 2008, among others）。其他的研究转移到研究其对国内企业的垂直溢出，即对其上游和下游行业的影响（e.g., Javorcik 2004, Blalock and Gertler 2008, Havranek and Irsova 2011）。这些研究支持了跨国公司对本土供应商的反向溢出效应的存在，但是正向溢出仍不明确。
对最近的实证文献的调查发现（Javorcik 2009），重大政策相关研究存在缺口。其中存在的缺口表明需要以下几项的研究：（i）在哪些条件下，溢出效应可能存在；（ii）了解更具体的可观测模式背后的机制；（iii）扩大制造业以外的研究范围（Javorcik 2009）。第二个研究缺口是正在使用的FDI测量措施的功能。计量经济学的研究上，在广泛的行业水平上衡量FDI，并不包括直接供应商与跨国公司的关系（基于调查数据且能揭示准确的内在机制）。
使用最新的来自Chile, Ghana, Kenya, Lesotho, Mozambique, Swaziland, and Vietnam直接供应商——跨国公司联系的调查数据，这篇文章解决以上的研究缺口。首先探讨外国投资者与本地生产者之间的不同之处：整体生产力，与地方经济的联系，供应商援助，这些方面影响着企业可能产生的溢出效应。其次，本文还研究了外国投资者特征与当地经济的联系以及这些特征与对本地供应商援助之间的关系。在本文的第二部分，将重点转移到国内供应商，研究供应商企业特征的作用，即所谓的吸收能力及其与跨国公司的作用。第四，专注于援助和需求的影响，研究跨国公司与本地供应商的运输渠道因素如何影响FDI的溢出效应。
研究FDI溢出效应时，很少聚焦在基于外商或跨国公司关于直接供应商——跨国公司之间联系的数据上。基于在5个转型经济体的跨国子公司，Giroud, Jindra and Marek (2012)发现外国公司特征对FDI反向联系和溢出有积极的作用。Javorcik and Spatareanu (2009)在
Czech制造业样本中发现“learning-by-supplying”的证据，尽管还存在进入供应的自我选择（因为事前较高的生产力）。Jordaan (2011)证实了在Mexico的制造业供应商中存在的积极的反向溢出效应。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积极的溢出效应会通过供应商的吸收能力和跨国公司的支持水平表现出来。通过研究Polish的汽车行业，Gentile-Lüdecke and Giroud (2012)发现了知识溢出背后的作用机制。但是学者们没有找到证据来说明供应商吸收能力在知识获取上的作用，他们发现其在性能改进和知识创造上的作用。
本文的结构如下：下一节是文献回顾，回顾能对溢出效应产生影响的主要的外商投资特征和供应商的吸收能力。还讨论了主要的传输渠道，通过它可以产生外商投资溢出效应。第三部分比较外商投资和国内生产商产生生产率溢出效应的潜力，并且研究外商投资特征对潜在溢出效应的作用。第四部分评估供应商吸收能力的作用。第五节分析了供应商和跨国公司间能够提升溢出效应的传输渠道。第六节是结论。 2 文献回顾
2.1 外商投资特征
外资程度（外资拥有权程度the degree of foreign ownership）对地方企业吸收FDI溢出的潜能存在影响。外资比例越高，有较大的控制管理和更低的知识泄露风险，与母公司的激励传递知识正相关，例如，已有实证检验了希腊(Dimelis和Louri 2002)和印度尼西亚(Taaki 2005)的技术。另一方面，国内资本的比例越高有利于当地的企业，但是外国投资者的利益不被保护造成技术更容易被泄露（示范效应）。本国参与有可能进一步增加对国内供应商的依赖(Crespo和Fontoura 2007)。Toth和Semjen (1999)证实了本国较大参与导致行业之间更多的联系(reported in Crespo and Fontoura 2007)。
对不同的外商持股比例的实证研究证明了合资企业有更多的积极溢出效应。对此的解释包括部分外资企业有更多的纵向联系和更强的技术泄露可能（Javorcik和Spatareanu 2008）。例如Havranek和Irsova (2011)发现外国全资的子公司有更低的溢出效应，Javorcik (2004) and Javorcik and Spatareanu (2008)发现供应行业中的国内企业能从外商部分所有的跨国公司中获得积极的垂直溢出效应，但是从外商全资的企业中不能获得。Abraham et al. (2010)从中国制造业的样本中发现只有外商合资的情况下，才能发生积极的水平溢出效应。相比之下，外商全资企业对当地企业有负面的影响，因为跨国公司的技术强度排挤当地的生产者（Abraham et al. 2010）。
除此之外，东道国的跨国公司中外资存在的时间长度（the length of foreign presence of a multinational in the host country）也影响FDI的溢出效应。对17个中欧和东欧的转型经济国家的新旧公司FDI溢出效应进行研究，在土耳其和独立国家联合体，Gorodnichenko，Svejnar，Terrell（2007）发现老企业（即成立于1991年之前的企业）中存在显著的积极的正向和水平的溢出效应，而并不能确定这些影响在新公司（1991年之后成立的企业）中也存在。
FDI溢出效应也取决于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生产的产品的技术强度（the technology intensity of the multinational’s goods produced in the host country）。更多的技术或研发密集型产品通常包含更多的知识元素和更广泛的技能。然而，高科技产品的生产也可能涉及低技术的过程，这样反而抵消了这种影响（Paus 和 Gallagher 2008）。研究技术密集型产业，Buckley, Wang, 和 Clegg (2007)发现中国企业中，相比于来自Taiwan, China; Hong Kong SAR, China; 和 Macau，中国企业从西方所有的高技术强度的跨国公司中获得的积极溢出效应更强。类似的，Lin, Liub,和Zhanga (2009)发现来自其他国家的积极水平和垂直溢出效应，而来自于Taiwan, China; Hong Kong SAR, China; 和Macao只会引起正向FDI溢出，没有反向溢出效应，且会带来负向的水平FDI溢出效应。这可能是因为来自于Taiwan, China; Hong Kong SAR, China; 和Macao的外商是劳动密集的属性。
之前讨论的FDI所属的国家（FDI home country）会影响生产战略，以及在东道国所使
用的技术，但是外溢潜力也可能有其他的影响因素。FDI所属的国家不同会影响管理实践和文化，这些将会影响对外籍工人的聘用、态度以及对当地工人的培训策略和整体技能的发展。进一步的，最终市场细分也通过历史、文化、语言以及贸易政策与FDI的所属国家有关。比如在服装行业，在Mauritius和Madagascar的欧洲公司主要出口到欧洲，而亚洲企业服务美国市场（Gibbon 2003, 2008; Staritz and Morris 2012）。这些模式影响潜在的溢出效应，买方的采购要求和时间也会根据市场而有很大的不同。此外，为一个特定市场生产可能会带来企业的建立和架空结构，往往对于其他市场时没有竞争力的（Gibbon 2003, 2008）。
类似的，一个跨国企业的采购策略（sourcing strategy）也会影响FDI的溢出效应。如果一个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采购，它可能会遵循共同的采购策略，从而增加对全球供应商的依赖。另外，如果一家跨国公司遵循共同的定位策略，需要既定的外国供应商也进入东道国。两者都可能使当地的供应商进入更加困难。这种情况在服装、鞋业、电子业和汽车行业是普遍存在的（Paus and Gallagher 2008）。此外，跨国公司采购的中间产品的份额可能会随着东道国与原料来源之间的距离而增加。当跨国公司的来源国家被排除在东道国的特惠贸易协定之外，这个份额将更大，因为这个时候从母国购入变得不再有吸引力（Javorcik and Spatareanu 2011）。
FDI的不同动机（different motivations for undertaking FDI）——市场、成本、资源和财产——也会影响溢出效应。一般来说，寻求资源的FDI有更少的潜在溢出效应，这是因为其资本技术强度以及有限的时间视野。相比之下，通常认为制造业的FDI具有较高的溢出潜力，因为它主要是寻求效率的动机驱动。事实上，越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投资，其要求更广泛的商品和服务的投入，以及与国内上流联系较低的障碍（相对于寻求资源的FDI），这些使得它有更强的溢出效应。寻求市场的FDI，特别是在零售业，被认为具有更高的溢出潜力，因为零售商的货源往往来自当地的生产者，特别是食品和其他易腐烂的产品。然而，对此的证据模棱两可，还要看具体的情境。
2.2吸收能力
国内企业的技术差距（The technology gap of domestic firms）被认为是FDI溢出效应重要的中介因素（Kokko 1994; Kokko, Tansini, and Zejan 1996; Grünfeld 2006）。对于技术差距对FDI溢出效应的研究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一些研究发现，一个大的技术差距是有利于地方企业的，因为它们能抓住一个潜在的增长（Findlay 1978; Wang and Blomstr?m 1992; Smeets 2008）。其他的研究认为，跨国公司和本地生产生之间的技术差距太大或太小的时候，当地企业可能无法吸收积极的FDI溢出（例如Blalock and Gertler 2009）。
已有的研究已经证实在高收入国家的当地企业中，R&D（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的支持作用，例如Spain (Barrios and Strobl 2002; Barrios, Dimelis, Louri, and Strobl 2004), the US (Keller and Yeaple 2009), Ireland (Barrios et al. 2004), 和 Sweden (Karpaty and Lundberg 2004), 等等。其中一个例外是Damijan等人 (2003)在Estonia 和 Latvia发现一个企业级的R&D对FDI溢出效应有消极的作用(reported in Crespo and Fontura 2007)。Gentile-Lüdecke and Giroud (2012)发现供应商的R&D强度对其从跨国企业中的知识获取之间没有关系，但是对当地供应商创造新知识、新产品、新服务和新技术有影响。
国内企业吸收外国技术的能力也可能与其熟练劳动力的份额（its share of skilled labor）有关。例如Blalock and Gertler (2009)发现在印尼制造业中，具有大学学位的员工比例能显著增加国内企业从FDI中获的生产力的增长。但是，Girma and Wakelin (2007)从英国小企业中得到一项发现——他们发现FDI不能影响具有高比例人力资本的大企业，因为这些企业类似于高技术和高市场占有率的跨国企业。相比之下，Sinani and Meyer (2004)发现Estonian公司的样本，高比例人力资本减少对国内企业的正向溢出效应，但是在大公司会增加。他们
对这一矛盾的结果的解释是，竞争效应将会减少工人从当地企业获取额外租金的可能性，因为跨国企业将会支付更高的薪水。这种竞争效应还会使得大公司去保持技术员工，而那些小企业的技术员工可能会流向外国企业。
公司规模（Firm size）对国内企业吸收FDI溢出效应的能力也有正向的影响（例如Jordaan 2011 for Mexico）。较大的公司可能会更好地与跨国公司竞争，并进行模仿（Crespo and Fontoura 2007）。类似的，大公司可能会支付更高的薪水，因此很容易吸引跨国公司雇佣的工人。较大的公司更突出（例如组织协会），也更容易被外国公司选择为当地的供应商。虽然Aitken and Harrison (1999)发现FDI溢出对Venezuela国内企业的负向作用，但这些作用只有在公司规模小于50人的情况下才显著。这表明，较小公司的竞争力较弱，且不能吸收积极的溢出效应。相比之下，其他研究发现，中小企业从FDI溢出中获益更多，尤其是那些有高比例熟练劳动力的公司（例如Girma and Wakelin 2007; Sinani and Meyer 2004）。Gentile-Lüdecke and Giroud (2012)在Polish汽车行业发现企业规模与从跨国企业知识获取之间的负向关系。
出口（Exporting）与国内企业吸收能力有关，这基于两点原因。首先，本地的出口公司通常具有较高的生产力，通过出口学习或者自我选择输出，使他们更具竞争力，以承受跨国公司造成的负面竞争效应（Crespo and Fontoura 2007）。其次，本土企业出口越多，来自跨国企业的竞争压力就越低（假设跨国公司不进入同一个出口市场），因此改进的动机将会降低积极的FDI溢出效应。然而，研究表明没有明确的证据说明出口增加或者降低了从FDI中获得的生产力的增长。虽然有一些研究找到了出口下更低生产力的证据（如Blomstr?m and Sj?holm 1999, Ponomareva 2000, Sinai and Meyer 2004, Abraham et al. 2010, and Du, Harrison, and Jefferson 2011）。相反，一些研究发现，对于出口企业来说，从FDI中获得的效益更大（如Barrios and Strobl 2002, Schoors and van der Tol 2002, Lin at al. 2009, Jordaan 2011）。
国内公司的位置（location）已经被证明对于吸收FDI生产力外溢的程度是重要的。Barrios, Luisito, and Strobl (2006)发现，外国企业配置（集群）在同一行业和地区显著增加Ireland本土制造业企业的生产力和就业。一些研究证实集群对一个公司的吸收能力有重要的影响。例如，Sj?holm (1999)证实在Indonesia，当用国家部门的水平衡量时，FDI有积极的溢出效应，当外资用地区行业的水平测量时，则有负向的溢出效应。Aitken and Harrison (1999) and Yudaeva, Kozlov, Malentieva, and Ponomareva (2003)在Russia发现相似的结论。
除了集聚，研究主要集中在位置的其他方面。例如在特定的经济区域，如果该区是出口加工相结合的，则会对FDI的溢出效应有负面的影响（Abraham et al. 2010）。区域发展（如Ponomareva 2000, Torlak 2004, Girma 2005, Girma and Wakelin 2007）与国内企业与跨国企业地理位置相近（Girma and Wakelin 2007, Resmini and Nicolini 2007）之间有积极的作用。
2.3传输渠道（transmission channels）
了解传输渠道和作用机制，在研究溢出效应的中介因素时，研究FDI溢出首先产生作用的地方是很重要的。在关于FDI的文献中，一些渠道被确定（Hoekman and Javorcik 2006; Crespo and Fontoura 2007; among many others）。主要分成三个主要渠道：（i）改变市场力量（即竞争和示范效应），（ii）劳动移动，和（iii）价值链（即需求和援助效应、扩散效应、可利用性和质量效应）。本文的重点是价值链。
通过全球价值链的溢出效应，例如，本地企业成为跨国公司输入或服务供应商。具体而言，FDI溢出效应可以通过跨国公司的需求产生更好的和/或更多样化的投入（需求效应）产生。因此，跨国公司可能会通过生产技术和产品设计，技术获取（援助作用）来帮助当地生产商提升技术能力（Paus and Gallagher 2008）。供应行业的溢出效应可以通过人才培养、预付、租赁器械、提供输入、提供质量保证和产品线组织来实现（Lall 1980; Crespo 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