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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诗歌中数字的独特艺术价值
一别之后，二地相悬，只说是三四月，又谁知五六年。七弦琴无心弹，八行书无可传，九连环从中断，十里长亭望眼欲穿。百思想，千挂念，万般无奈把郎怨。万语千言说不完，百无聊奈十依栏，重九登高看孤雁，八月中秋月圆人不圆，七月半烧香秉烛问苍天，六月天别人摇扇我独心寒，五月石榴如火偏遇阵阵冷雨浇花端，四月枇杷未黄我欲对镜心意乱，忽匆匆，三月桃花随水转；飘零零，二月风筝线儿断。噫！郎呀郎，巴不得下一世你为女来我为男。
古代诗歌喜用数字，有个从少到多，从一般选用到追求神奇效果的使用过程。大体上说，数字入诗萌芽于先秦，形成于两汉至南北朝，鼎盛于唐。
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已经出现了反复使用数字的诗。描写青年男子思慕爱人的《王风·采葛》，一章比一章夸张：“一日不见，如三月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语意递增，情感深化，多次运用夸张构筑了深远的意境，使人易诵、乐背，历久不忘，此诗开创了巧用数字之先河。委婉语是先秦著作中常见的重要修辞格，它也反映在《诗经》含数字的诗中，如《唐风·葛生》：“百岁之后，归于其居!”“百岁之后，归于其室!”以“百岁”代死后，表达了丧偶的少妇深切思念亡夫的忠贞不渝的爱情。但总的说来，西周初叶至春秋中叶的诗人尚未能体会到奇妙多变的数字对开拓诗的意境、提高诗的思想性及艺术表现力有重要作用，加之受量词出现晚的制约，数字的自觉选用并不多。
两汉至南北朝，以数字见新意的诗多了起来。这与诗人注重运用数字有关，也与量词的增多有涉。特别是南北朝时期，量词发展，名量词分工细密，数量增加，超过了前代，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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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词也由新兴渐入成熟。动量词具有一定的形象性，能增强诗歌的感染力。于是，在这一漫长时代中，无论是民歌，还是文人诗作，数词和量词的使用逐渐多了起来，说它们以数为主，以量以辅，融合渗透，合二为一，实不为过。汉乐府民歌《陌上桑》末段写罗敷夸夫：“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腰中鹿卢剑，可值千万余。十五府小史，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不妨说，罗敷有意凭借数量词夸赞了夫婿风华正茂，官位一升再升。夸张铺陈的目的是夸夫不同凡响，才干超群，是数量词诠释了“殊”字的丰富内容，终于灭掉了“使君”的威风，使他溜走了事。我们又自然想到被明代王世贞称之为“长诗之圣”的《孔雀东南飞》，其诗首句“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托物起兴，渲染了全诗的依恋不舍、缠绵凄凉的悲剧气氛，起到了统摄全诗，导引下文的作用。紧接着，通过刘兰芝向丈夫的诉说：“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夫，心中常苦悲。”由起兴转入铺陈，句句用数，刻画了刘兰芝是位善于纺织裁缝，明诗书达礼乐的妇女形象。曹操的代表作《蒿里行》“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又是用饱含血泪的数字真实形象地再现了汉末的社会动乱，民不聊生的现实。可见，数字在要求形象、精炼的诗句中举足轻重，是其他词类的词不可取代的。
唐代诗人偏爱数字，甚至达到了离开数字便无法成诗的地步。特别是近体诗成熟之后，许多杰出的诗人如李白、杜甫、刘禹锡、孟郊、柳宗元、张祜、李贺、许浑、杜牧、李商隐等无不是活用数词的高手。为何有唐诗人偏爱数字呢?我们认为这是诗歌本身的需要，更是数词有独特艺术价值造成的。它使数字与修辞水乳交融，互相映衬，共同开掘深化了诗意，使诗作本身产生了超出诗人构思时的艺术感染力。 一、连用性
不难发现，许多唐诗往往会句句用数，或是大多数诗句巧用数字。不少诗人在连续使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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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时表现出的创意、新奇，使数字入诗既能描绘千差万别的景色，又能淋漓尽致地抒发喜怒哀乐的情怀。数字分工不同，且又浑然一体，诗意一以贯之，情感一气呵成。 张祜的《宫词二首(其一)》：“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这首直叙其事，直写其情的宫怨诗，只二十个字，却句句有数字。用“三千里”，写宫女离家之远(“故国”是故乡之意，因这首诗是仄起仄收式，故首句第二个字只可用入声字“国”，不可用平声字“乡”)妙龄离乡背井，终生难见亲人，此句点明地点。“二十年”写入宫之久，已人到中年，这句写时间。首联用表空间和时间的数量词极力渲染了地远时久的悲痛氛围，宫女的可怜可悲如在眼前。但诗人的笔触于此未止，又用“一声”、“双泪”将宫女无法控制的泪水直洒寻欢作乐的君王面前，这两个数量词的份量和揭露深度是不言而喻的。实际上，数量词成了全诗的灵魂。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这是杜甫绝句的代表作。“两个”是点，“一行”为线，“千秋”含史，“万里”写今，景色优美，情绪欢快。若将四个数量词删掉或代之他词，则难免使原诗黯然失色。何也?因为看似平直的数量词隐含着诗人复杂的内心思想活动。尤其是“万里”，点明了安史之乱已平，船只来自万里之遥的东吴，这正是奠定该诗欢快基调的所在。李白的《早发白帝城》四句中三句用数，选用“千里”、“两岸”、“万重”，紧扣了一个“快”字——诗人心中畅快，又写船只飞快。以数抒情，实现了诗人与读者在情感上的直接交流。应该说，数量词是使该诗“行之久远”的重要因素。
至于柳宗元的《江雪》，韵脚虽押入声韵，但即使少年，也能背诵如流，大概与嵌入数量词有很大关系：诗人用“千山”、“万径”作为宏观远景，突出了“孤舟”“独钓”的特写镜头(“孤”“独”在古诗中也属数目字一类)，用心品味，还有比数量词勾勒的这一画面更静谧、洁白的吗?刘叉的《偶书》：“日出扶桑一丈高，人间万事细如毛。野夫怒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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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处，磨损胸中万古刀。”正是靠这把寒光熠烁的“万古刀”折射出诗人侠肝义胆的强烈个性，才使这首抒怀诗也能流传万古。白居易的《暮江吟》：“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诗人用几个数量词将日沉月升的大自然美景作了出神入化的描写，给后人以美的享受。 二、可比性
世间人、事、物都有对立面，均处于矛盾的统一体中，所以汉语中才会有那么多鲜明深刻的反义词。诗歌中恰当地运用数字也会造成强烈的反差，揭示人、事或社会的本质，引人深思，使人难忘。数字的可比性，在唐诗中屡见不鲜。
刘禹锡的《台城》先写六朝皇帝荒淫奢侈，而最甚者当属营造了结绮、临春、望仙三座楼阁的陈后主：“台城六代竞豪华，结绮临春事最奢。”次写当年景象繁华的“万户千门”如今变为“野草”，令人怵目惊心。结尾以诗的语言用听觉形象挑明了陈后主亡国的原因——“只缘一曲后庭花”，便毁掉了豪华气派的“万户千门”。“一曲”与前面的三个数量词构成强烈对比，这一巨变，不正是历史上无数惊人相似的缩影吗?
读白居易的诗，常有无数不成诗的感觉。很多诗通过数字的两两对比，产生了特殊的艺术感染力。“玄宗末岁初选入，入时十六今六十”(《上阳白发人》)。十六岁豆寇年华，六十岁白发垂暮，将十六岁颠倒，时间跨度为四十四年，涵盖了一个靓丽女子的整个青春年华，最宝贵的时光竟断送在深宫中，读至此，能不震撼读者的心灵吗?实是作者有感而发的血泪控诉!“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值”(《卖炭翁》)。卖炭翁一心希望卖个好价钱，换来的却是宫中多余的无用之物，夺走的是他的活命钱。数量词的对比，引发了读者的深思和愤慨!“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长恨歌》)，杨贵妃的美貌、风度、多情、能歌善舞都融入对比的数字之中了。诗人《买花》中的结尾应是唐诗中运用对比手法的优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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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有一田舍翁，偶来买花处。低头独长叹，此叹无人谕。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一丛“灼灼百朵红”的深色花，就要花掉十户中等人家的赋税!贫富不均，社会矛盾的尖锐，通过田舍翁的感叹，确切地说，是诗人的无限感慨，从字里行间里流露出来，从而实践了作者自己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 三、替代性
数词不同于代词，数词也与修辞中的借代大相径庭。但我们从不少唐诗中，却惊奇地看到数字入诗竟然有替代人的作用，且和修辞中的拟人、拟物或比喻结下了不解之缘。 王昌龄的《采莲曲二首(其二)》，数字“两”用得极活甚妙：“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采莲少女身着荷叶一样的绿罗裙，置身田田荷叶中，诗人先描写了生气勃勃的大自然美境，令人惊叹的是第二句的“两”字，它描绘了荷花似青春少女那样鲜艳娇美，而少女的脸庞又如荷花那般红润艳丽，人花难辨，融为一体。一个“两”字既替代了荷花，又暗指了少女，拟人、拟物糅合交错，使整首诗充满了青春活力。
李白的《独坐敬亭山》也是妙用“两”字、独具匠心的数字诗：“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诗人先用“众”、“孤”两个数字极力渲染了一个静的世界，仿佛世上只剩下诗人了，表现了诗人的孤独和寂寞。后两句赋予了敬亭山以生命和感情。“只”虽不是数字，但此处含有“一”的意思。只有这座山脉脉含情地望着作者，诗人喜爱大山，大山钟情诗人，这拟人手法的高超运用，是因为选择了具有替代作用的数字“两”的缘故。
诗仙的另一首名诗《月下独酌四首(其一)》也是诗人一人，独酌无亲，冷清寂寞，突发奇想：“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连同明月、人影化成三人，与上首诗有异曲同工之妙，又以拟人辞格，巧用数量词将冷清的场面写活了。